那种麻像有电流穿过，动一下都疼得厉害。但这疼，更多是心里的绝望。北上十年，他最无助的时刻，从不是独自看病、雨天淋雨回家，而是出门忘带钥匙没人开门，是发烧到起不来床连泡药都做不到，是腿麻抽筋时只能在地上打滚——明明是旁人伸个手就能帮的小事，他却只能自己扛。
他要是死在这出租屋里，或许十天半个月，直到尸体发臭，都不会有人知道。
北郁不知道维持着姿势等了多久，腿麻才消退。回到床上后，他缩在被子里，用手机给袁聂编辑了一大段短信，最终却没发出去。他紧攥着手机，慢慢睡了过去。
第二天，北郁发烧了。
不是高烧，可他身体底子差，一发烧就容易昏睡，这次尤其明显。袁聂打电话来时，他迷迷糊糊应了两声。袁聂知道他发烧后，托同事送了粥和药过来——北郁开门时，脸色惨白得吓人。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同事吓了一跳，发烧的人本该脸颊、唇色偏红才对。
这位医生让北郁躺下，量了体温：37.8度，低烧。他给北郁烧了水，放下粥：“这是我老婆熬的，你尝尝。袁聂说这两天去下乡看外婆，没信号，你要是不舒服就给我打电话。大过年的发烧，太遭罪了。”
医生和善地留了电话才走。北郁起来喝完粥，又躺回了床上。
北郁烧了好几天，这期间袁聂没打过电话，他发的消息也石沉大海——袁聂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北郁时常盯着手机发呆，觉得身体更疼了。
大年初一，北郁醒来没看到袁聂，也没等到电话，一整天只喝了一碗粥。
大年初二，他下楼扫雪，戴着针织帽，纤细的手握着竹扫把，冻得瑟瑟发抖。房东心情好，给了他半盒新鲜水果。
大年初三，楼下的面馆、附近的餐馆都没开门。夜里炮竹声不断，烟火绚烂时，北郁站在窗口看了很久。
大年初四，烧终于退了，胃口也稍好了些。他散步时不知不觉走到医院门口，手里还攥着之前的检查单——哦，大年初四不吉利，不能去医院。他又默默回了家。
大年初五，房东拎着箱牛奶来，提了涨租的事。北郁沉默了好一会，突然说可能要退租。房东愣了愣，让他再考虑，说毕竟租了三年，涨租的事可以缓一缓。
大年初六，冰箱里的饺子吃完了。
大年初七，北郁买了张回海城的高铁票，想初十回去看爷爷，可很快又换成了火车票——火车票要多坐两小时，能省点钱。
大年初八，他四处逛，看哪家店铺门口有招工启事。
大年初九，收拾回海城的东西到半夜，凌晨时又给袁聂打了次电话，依旧无人接听。
大年初十，北郁到了火车站。门口有个女人问他要联系方式，他低头看了看手上的戒指，说自己结婚了。入站时，他把戒指摘下又戴上，眼眶雾蒙蒙的——袁聂好像不会回来了。他真没用，北郁自怨自艾地想。
火车快发车前，北郁检票时，手机突然响了——是袁聂的电话。
他颤抖着手走到一边，接起电话，紧咬着下唇，一句话也没说。
电话那头呼吸很重，袁聂的声音格外急切：“老婆，你在哪？”
这几天多亏袁聂的同事常来探望，送些吃的喝的。北郁频繁反胃呕吐，已经有些脱水，本就枯瘦的身体显得更单薄了，连医生看了都心疼。他发烧到过年当天，医生见他家里空荡荡的，没朋友、没年味，邀他去吃年夜饭，北郁以不舒服婉拒了。后来医生送了些热饭菜来，他给对方孩子递了两个过年红包。
医生走后，北郁躺在沙发上看春晚，吃着饭，时不时摸一下手机——明天袁聂就该回来了吧？他还会回来吗？眼底湿漉漉的，他想：要是袁聂回来，看到自己这样，肯定会心疼的；要是一觉睡醒能看见他，该多好。
可他只吃了两口就饱了，仰躺在沙发上掰着手指头数时间：晚上六点、七点、八点、八点半……袁聂还是没打电话。北郁既着急又怕打扰他陪家人，直到八点半才试着拨过去。
他摸着脖颈上的围巾流苏，听着听筒里的铃声，心里默默数着秒——一分钟后，传来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他又打了一个、两个、三个，全都没通。或许袁聂在乡下信号不好，北郁这样安慰自己。他抱来被子裹在身上，想着袁聂明天回来，一进门就能看见自己，想着想着竟觉得满足又开心。
可……袁聂还会回来吗？会不会像以前一样，把自己抛弃？
北郁不知道。他只知道，凌晨12点时，电视里的倒计时结束，“新年快乐”的欢呼声响起。窗外，筒子楼下有人放烟花，小孩的呐喊声传来，有人喊了句“下雪了”，不少人开门出去看雪、放仙女棒，大人拿着围巾手套追在后面：“穿好衣服鞋子再出去，感冒了怎么办？”
楼梯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