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也分两头准备：一头是在叶剑英乘上“珠江轮”前，以找驾驶员为由，混到船上，安放定时炸弹。然后，再乘汽艇于行驶途中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以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另一头是叶剑英去西园酒家宴客时，由郭禄预先在叶的座位下安放定时炸弹，同时，再往菜里投毒……如果两头都未得手，那么就在酒家外向叶投掷手榴弹。

    

    方案确定后，黄强武回到香港，通过无线电台向台湾呈报，毛人凤即予批准，并指示黄强武亲临广州指挥。黄强武重返广州，说什么也没有料到，这几天里已发生变故。原来，黄强武刚走，钟嘉后怕起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选择了自首之路，公安局迅速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指示，暂且不动声色，估计香港方面还会派人来。果然，黄强武乘火车来广州，等待他的却是一张即将收拢的“网”。

    

    惨重的代价

    

    毛人风为“显示力量”竭尽忠勇，甚至不惜以自杀行径作困兽之斗，比如发动边境、山区、农村的武装暴乱，给土地改革、救灾扶困、春耕生产、人民政权的巩固以及人民的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形形色色的破坏活动、暗杀事件也在相当的范围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仅1950年一年内，便有7000多名中共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被炸毁的房屋2.5万多间。可毛人凤为此付出的血本却是十分巨大的。比如，西南地区的“复线潜伏”，本意是农村配合城市开展游击战，但由于岛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大多成了“显示力量”的牺牲品；又如刺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活动，为了追求精神上、舆论上的重大影响力，不惜血本，一刺毛泽东未遂，社长城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170余人，全军覆没；二刺陈毅不成，单是“上海特别行动组”就有48人落网，包括保密局的“王牌”行动专家朱山猿。再加上，受感召起义的，畏于强大的人民政权自首的，以及因揭发或牵连相继暴露的，几乎耗损了毛人凤精心布置的大部分潜伏家底，迫使毛人凤在“显示力量”的行动中，过早地动用“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力量，损失可谓惨重至极。

    

    鉴于上述情况，从1950年5月起，毛人凤开始向大陆投入新的潜伏力量，总的看来，效果不佳，“寿命”也短，基本上都于当年被公安部门破获。其间，“保密局苏浙特别情报站”覆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保密局苏浙特别憎报站”是作为宁、沪、杭潜伏力量遭受重创后为补缺而成立的，站长是原淞沪杭警备司令部上海巡察队长，老牌军统分子封企曾。1950年5月，封开始向上海切入，先头部队是他的助手顾学明，携带一部电台，藏匿在南市中华路协昌商行李锦春家里，随后又混入江浦路兴隆记渔行码头，准备迎接后援。6月，苏浙站行动组长刘锦田，从泉州绕道来上海，按事先的策划，佯装自首，独自去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接待室。可惜此人不擅长玩假，三言两语露了破绽，只听对方大喝一声：“刘锦田，你不要再表演了！”当场吓得撒汤，把顾学明供了出来，于是顾学明落入法网。

    

    审讯中，顾、刘不清楚封企曾的行踪，线索到此中断。其实，封已潜入上海，与潜伏特工胡秀叶接上关系。胡是毛人凤的“长线力量”，由于急需重建苏浙站，迫不得已派了用场。当时，封不知道顾、刘已经出事，嘱令胡秀叶去南市李锦春家联络，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获，终于弄清了封的下落。

    

    当年7月底，封企曾在杨浦自来水厂门口被捕，战果由此扩大，整个苏浙情报站20多人，潜入上海不足三个月，全军覆灭，同时，还搭进了几个“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人员。

    

    另外，鉴于敌特分子的猖狂，中共方面加强了打击力度。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接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一场全国性的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这次运动舆论开道，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启发引导，提高觉悟，广大群众积极起来控诉、检举反革命活动，自觉协助有关部门捕捉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50年以后，台湾方面“大陆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内地转向沿海，“显示力量”过程中的损失惨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连动效应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复职伊始

    

    对外，蒋介石不惜血本地“显示力量”，对内“尽快复职”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中。1950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请蒋介石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2月25日，监察院提出弹劾李宗仁案。3月1日，蒋介石正式举行“总统”复职典礼，终于完成了名分与实权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