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方面谈判，生怕汤恩伯的备战行为刺激中共，引起谈判破裂，竭力主张偃旗息鼓，毛人凤认为这是南京、上海守卫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小转移
当然，为了鼓励毛人凤的忠诚行事，蒋介石也答应，必要时，允许干掉卢汉，另以李弥代之，但一定由自己发出指示，不可妄为。接着又谈到了云南行动（指张群和胡宗南军队开进昆明的事）所需经费的问题，毛人凤觉得最好调集一部分硬通货（指金银）。不知怎的，勾起了老头子的脾气，连连责骂关吉玉混帐，王叔铭该死。原来，“中央银行”有100多箱银元（共计23.6万元）存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老蒋特别关照要抓紧送往台湾。不料，重庆丢失得太快，“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临时把运送银元的飞机改成了运送太太、姨太太和公子小姐，结果白银全部留给了共产党。老蒋要追究责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关吉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罪责难逃。
“幸亏你们保密局还有所建树，否则叫我拿什么运到昆明去？”老蒋骂完了关吉玉、王叔铭，更觉得保密局跟自己同心同德，这种不加掩饰的亲近感，使毛人凤既得意又满足，同时，也为自己隐而未彰的“小自私”稍觉惭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1月27日晚，重庆实行宵禁，稽查处截获了5辆卡车，装的全是金砖与墨西哥鹰洋。周养浩接到属下的报告，立即赶往稽查处停车场，检视完毕，大觉惊讶，马上去见毛人凤，说了这件事。毛人凤又向蒋介石汇报，老蒋要毛查一查货主是谁？并责成保密局将5车金银送到成都。第二天，“货主”找上门来，自报山门，原来是贵州“中央银行”的总经理，声称这批金银是从贵阳撤到重庆，打算送到台湾去的公物。周养浩出身于军统，对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勾当熟门熟路，一个昆便看穿“总经理”的行径，于是佯装公事公办的模样，答应查一查，还一个劲地埋怨对方怎么不事先打声招呼。
“哄”走了货主，周养浩开打小算盘，计划把5车金银运往成都后，扣下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另派用场，这一主意当然要经毛人凤点头。谁知，东西弄到成都以后，克扣的预谋没能实现，最后献给老蒋，倒成了一桩解危解困的大“贡献”，说来全归于一个“巧”字，开始碰得巧，后来做得巧。毛人凤从北校场总裁行馆出来，一边庆幸，一边又抵不住袭来的悲哀。4月份，在上海抢运金银，那个阵势何等壮观，那才叫大转移，仅仅过了6个多月，连搬动百把箱银元都有了困难，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虽显颓势，但半壁江山在手，干的是大转移小破坏；此时，蜷缩片土，干的是小转移大破坏，形势啊……想到这里，毛人凤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三鼓而竭
在成都期间，毛人凤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营建“西昌行辕”的事，他要关心；布置潜伏、破坏、游击的事也要亲自过问。前不久，“全能情报员训练班”的学员从重庆逃到成都，占了稽查处的好房间，杜长城的技术总队不乐意，硬要夺这房子，双方互不相让，顶开了牛，“全能班”的这帮学员，自以为后台坚硬（王莆臣是全能情报员训练班负责实际工作的副主任，主任由毛人凤自兼），“哗啦啦”全亮出家伙，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技术总队的队员。杜长城也不是泥捏的，嗖地跳到一个炸药箱前，掀掉板盖，大喝一声，不许乱动，否则一块儿完蛋。吓得稽查处督察长张尚钰陪尽笑脸，两边里说圆场话。毛人凤惊闻此事，很不高兴，训斥道：“有胆气，怎么不朝共产党使？什么时候了，还搞窝里斗！”接着，便让王莆臣先回台湾，然后把“全能班”的学员全数交给周迅予，伙同成都的特务武装，合编成六路游击武装，准备在成都丢失时，进入山区和农村，开展游击战，总称为“反共救国军纵队”，6路纵队的队长分别是何龙庆、曾晴初、罗国熙、杨超群、刘崇朴和周迅予。
为了鼓舞余勇，毛人凤特地请老蒋在中央军校召见了“反共救国军纵队”的几个头头。老蒋讲了一通坚持敌后斗争，配合反攻复国的重大意义，然后给每人发下一瓶毒药，上面贴着标签，有八个字：即“效忠党国，杀身成仁”，悲矣？壮矣？惨乎？烈乎？谁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