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南地方的实力派，主要是指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与西康省政府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刘文辉。张群认为：卢、刘二人尽管与“中央”不够同心同德，但不至于在反共的立场上找不到共同之处。就拿卢汉来说，两个儿子加入外国国籍，亲眷全部送到香港，国外的银行里存了大量的钱，就不是投靠共产党的样子。因此，只要他们不捣乱，就应该避免刺激他们，就应该采取怀柔的方法，拉拢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
胡宗南、宋希濂不赞成蒋介石的主张，除了对形势的感觉稍欠乐观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地方实力派不信任。因此，不能冒大兵临城而阵脚不稳的险。他们的计划是：先控制川南和西康，必要的话，把刘文辉干掉，建成西昌根据地，把它作为向滇缅地区转移主力的基地。随后，在中共大部队向西南进军时，迅速将主力转移至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及滇南的聿里、佛海一带。为了确保无虞，不惜对卢汉采取行动，或是干掉，或是架空。胡宗南以为，这个方案，虽然放弃了西南的地盘，但留住了卷土重来的本钱。
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早就参与了跟“应变计划”相关的事务。虽然他不反对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但就职业的本能而言，也不赞同张群的观点。近个时期，从保密局外勤站呈送的情报分析，卢汉与刘文辉不但心存异志，而且还跟民主势力、包括中共方面暗中有来往。因此，在胡宗南勾勒保存实力的计划之前，毛人凤就反对张群的怀柔政策，主张武力解决西康的刘文辉和云南的卢汉。老蒋当然不能同意，相反，作为不刺激地方实力派的表示，还要毛人凤飞赴西南，指导云南特务机构的撤退。
七月重庆行
为何撤退云南的特务机构是取悦地方实力派的一种表示呢？这要从头说。
抗战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云南，因其民主运动如火如茶，获得了大后方“民主堡垒”的美称。抗战胜利后，老蒋采用突袭手段先搞掉龙云，再拉拢卢汉，但仍不能消弥“中央”与地方，独裁与民主的矛盾。于是，在云南的“毛记”特工组织便支持“中央”势力的代表何绍周，屡屡与卢汉作梗，并且几度勾联中统警宪机构制造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血案，以至于弄得声名狼藉。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衰微，云南人对“中央”的责难之声愈加高涨，特工机构首当其冲，成为人人恨之入骨的对象。于是，张群便有了撤退特工机构，以示怀柔的建议。
毛人凤听完老蒋的布置，显得颇为忧虑。老蒋劝毛人凤放心，自信地说：
“云南的民主运动不足大患，卢汉虽然有点靠不住，但不至于马上有所举动。
一方面，中共的大部队离云南还远，对他不能帮助；另一方面卢汉本身的兵力有限，只有几十个装备不良的保安团，而中央军的第26军早就驻在昆明郊区，足以控制他。李弥的第8军已开进云南，加上刘伯龙的第89军驻在云贵边境，这三个军足以对付卢汉了。因此，目前对云南的重点，是要使卢汉不与共产党联络；不与龙云来往；要尽可能地争取他，避免对他刺激。”说到这里，老蒋狡黠地一笑，接着说：“当然，又要使他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撤退不等于撤消，人少了，不等于事干少了，这个你要多动脑筋。”毛人凤顿时心领神会。
7月上旬，毛人凤飞赴重庆，即与徐远举、周养浩等商量有关撤退方案。
会上，毛人凤传达了老蒋决定撤退中央在昆明的税务、审计和特工组织的指示，并根据自己的体会概括为两句话，即税务、审计可以真撤，唯特工实际上只能是加强。经过一番酝酿，方案有成，7月中旬，正式向云南站发出电令，先将云南站、云南电台支台和一些半公开的特务组织，以及暴露身份的特务，连同交警总队的番号，统统撤回重庆。卢汉果然对此举双手赞成。
7月下旬，为数不少的特工人员和特工武装开始撤离，看着他们负这担囊的沮丧模样，真以为云南天日重开，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保密局云南站的撤离，实际上是把站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