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各地区的组，明撤开远、蒙自与河口三个组，而在昭通、保山、东里、佛海、陇川等地的组织和电台，一律不动。再如特工武装，明里，让兼任川滇、滇越两条铁路警务处长的田动云，带领一部分人员大模大样地撤回重庆。
暗里，再让苏子鹄补缺，一肩担双。至于实力最为充实的公开机构——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一个人毛没少，反而让一些“最坚定分子”充当了保密局的直属通讯员。总而言之，毛人凤假撤退，真加强的要求，得到了如实的贯彻。
不妨再举两个例子，以资佐证。
8月初，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的科长兼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任鸿传为执行毛人凤的密令，赶到昆明，悄悄找沈醉商量，能否协助自己去昆明布置一个潜伏组和两部潜伏电台。
当时，该组的主要成员，除组长丁翔和组员王文彬等人没有暴露外，又吸收了几个医生，其中有个叫明绍武的，想去昆明中华路开设一个诊所，没有足够的钱，经亲戚李瑞峰介绍，地下云南站以资助一千元为条件，发展明绍武参加昆明潜伏组，并希望在他的诊所内安排一名特工。与此同时，毛人凤、任鸿传担心昆明潜伏组出问题，工作难以继续下去，又作了双层布置，另外成立一个独立潜伏台，由重庆派报务员冯泽芬为台长，自兼报务员，不与昆明潜伏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归台湾领导，真可谓煞费苦心。
“真假”余波
正当毛人凤为假撤退真潜伏疲于奔波的时候，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
不久，李宗仁追随而至，那个“变节”的保密局长徐志道也带着一班人马跟了过来。常言道：同行是冤家，更何况又代表两个不同的“司令部”？于是，“真假保密局”的文章又要接着往下做。好在蒋介石已从幕后跃居台前，当上了“非常委员会”主席，原先就很不硬气的徐志道，理该挂一出“负荆请罪”的戏目吧？毛人凤坐在嘉陵新村26号的房间里这样想。
这所房子原是军统大特务曾晴初的公馆，现租给西南特区当招待所，毛人凤借住这里，图个清静。眼下，想到了徐志道的“臣服”，倒指望有点热闹瞧瞧，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戏目”挂出，心里不免有点着急。说来也是对徐志道迷官的痴情估计不足。他抢着大印，舍不得松手，探探李代总统的态度，原意未改，并且口气硬扎地说：“怕什么！美国人支持我，我支持你！”究竟怎么个支持法，徐志道心里没底，李宗仁马上以行动说话。当时，保密局在西南有个外围组织——新社会建设事业协进会，秘书长叫严守三，过去在新桂系干特工，抗战时被戴笠抓起来，改换门庭，成了军统分子。
这几天适逢母亲去世，正在大办丧事。徐志道很想通过严守三，把“协进会”抓到手里，以此作为立足西南、抗衡毛人凤的筹码，便以“徐记”保密局办公室主任的头衔为诱饵，央请李宗仁代为疏通。李代总统一口应允，并借严守三办丧事的当口，送了一面大祭幛。队伍出殡时，以这面祭幛开路，平添了好些风光。严守三很感激李宗仁，但不愿以领情搭送前程，因此，当李代总统说起徐志道那儿的公干时，严守三婉言拒绝了，声称：有重孝在身，不宜旁骛。李宗仁珍惜身份，自然不好再说什么。然而，回过头来，严守三却跑到毛人凤那儿，汇报了“收买”的经过。
毛人风冷冷地哼一声说：“他（指徐志道）还有什么公事可办？等我们把云南警备司令部拿下来，你就去那里当办公室主任。”徐志道出师碰壁，知道重庆已无法立足了，整日里发愁，像个苦人儿一般。一天，老同事陈嘉福来找他帮忙，此人原是军统局汽车大队的一个分队长，戴笠死后，毛人凤批准他请长假，陈便用低价收购了中美合作所的一批旧车辆，成立中福汽车公司，跑运输发财，现在已弄到了几十部车子的规模。
这会儿，碰上当局有令，全部商用车一律征用，陈嘉福不想割舍，便来找徐志道帮忙。徐与毛人凤打擂，处处下风，办办这类事，还算有门。他找到宪兵司令，说明情况，同意让申福的全部车子为宪兵撤退所用，抵达成都后，悉数归还。这样，徐志道便混在中福的车队中，在宪兵的“保护”下离开重庆，奔了成都。
到了成都是否就安然无恙了呢？这是一段后话，索性提前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