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第三次国共和谈拉开帷幕。会谈中，张治中强调了南京方面划江分治的意愿，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明确地指出：同意重开和谈，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政治解决只是解决的一种方式，不影响解放军过江的计划。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谁也阻挡不了。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到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人民解放军便打过长江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返京，请示签字的问题。李宗仁不敢作主，同意按照何应钦的提议，派人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送往溪口，让蒋介石过目。4月16日，李宗仁派的代表抵达溪口，老蒋看完协定，气急败坏地痛骂：”文白（张治中的表字）无能，丧权辱国。”当时，毛人凤正在溪口，见老蒋如此发怒，估计和谈不会有名堂。果然，李的代表前脚走，蒋介石后脚便把毛人凤召去，下达了按“应变计划”采取行动的指令。老蒋的应变计划，第一步是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得到美国人的保护。落实到“毛记”特工系统的任务，概括为十二个字，即大转移、大破坏、大潜伏、大逮捕。
所谓大转移，就是把中央银行现存的黄金、白银、银元等，全部运往台湾，其他类似棉纱、布匹、设备、车辆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尽可能地不留给共产党一丝一毫。
所谓大破坏，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即“战场上打不过共产党，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为此，毛人凤专门筹建了一支在“国军”丢失防区前搞大规模破坏的队伍，名曰“技术总队”，由保密局的爆破专家社长城当总队长。杜长城走马上任，蒋介石朱笔一挥，给了两千多人的编制；陈诚也表示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随后，毛人凤又委托叶翔之，在苏州举办爆破训练班，鼓励各公秘单位动员所属特工及其家属报名参加，训练班设在苏州阊门外，借用交警总局的一所大院，训练内容主要为炸毁工厂、桥梁、车辆，以及埋设地雷、布设水雷等等。
所谓大潜伏，就是把特工人员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开展活动。为此，毛人凤专门开了两次特工系统的会议，一次在年初，地点是洪公祠保密局的新大楼，参加的有南京站站长钟贡勋、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上海站站长刘方雄等华东区的特工头子。另外，该地区所有归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的首脑也都来参加了。会上，毛人凤强调了搞好潜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潜伏人员的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即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者有相当的公开职业掩护、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能够开展活动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毛人凤还就潜伏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搞双层布置的构想。
一层是组合潜伏，力争混入中共的政府机关，最好能混进共产党的组织里。
每个大城市都要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潜伏组合。组长由没有暴露身份的专业特工担任，这些特工，现在就可以表现得左一点，为日后的潜伏创造条件。
另外，每个潜伏组合应配备一到两部电台，必须伪装得巧妙，可以装在办公室抽屉的后半部，也可装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里面。另一层是个人潜伏，不结成小组，不与潜伏组发生横向联系，也不配备电台，专门从事寻机破坏、造谣等活动。同时，为鼓励潜伏人员勇于赴任的积极性，会议规定待遇从优，薪水一律以黄金计算，一般组员黄金三钱到六钱不等；组长兼电台报务员，每月包括房租可得黄金二两左右，相当于同级特工收入的几倍。
第二次会议于3月召开，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重庆“3.17”会议。其间，布置潜伏是一项重要内容，跟一月份的南京会议比较，会上又提出了“复线潜伏”、“乡村支援城市”的新构想。发明者是徐远举，他认为一月会议构想的潜伏，基本上属于单线潜伏，这不管用。在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面前，要想在丢失的城市里立足，必须与活动在乡村郊野的游击队武装配合，必须以乡村支援城市，尤其是西南这片地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绝对有打游击的条件。当时，毛人凤十分欣赏徐远举的新构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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