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逮捕，就是对国统区进步力量与主张和平解放的力量进行镇压，主要着力点是剪除那些暗通中共，或者准备投靠共产党的“党国”军政要员。
这一部分行动，跟大潜伏差不多，也在蒋介石发出指令之前，进入了实施阶段，其间，于3月份侦破的“京沪暴动案”，就是“毛记”特工系统的一个“杰作”。
“京沪暴动案”
蒋介石下野不久，一批在南京、上海军、政、警、宪界的民革成员，酝酿于京沪两地举行军警起义，采用兵变的方式，将李宗仁、何应钦等高级军政人员一网兜捕，迫使他们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兵变的主要发起者有：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葆真（民革中央常委、华中军事特派员）、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孟士衡、国史馆主任秘书胡勤业（国大代表）、国史馆庶务科长田绥祥（国大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内政部简任秘书秦荣甲（立法委员）、内政部人事室主任刘荫民、首都警察所督察长兼北区警察局长、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刘海亭（少将）、保警总队第一大队长马广运（少将）、上海警察局驻卫警总队副总队长崔恒敏等。
2月5日，上述人员集中在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吴士文家举行紧急会议，解放军江淮军区的代表王虎臣同志也应邀参加。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京沪暴动的方案，最后取得了一致，即以京沪两地已经掌握的警察、保安警察和宪兵为行动主力，在南京的燕子矶为据点发动起义，随后迅即控制清凉山、挹江门和鸡鸣寺，继而占领明故宫飞机场，分别切断南京各主要干线的交通，防止国民党重要人物逃跑，同时扣留李宗仁等高级军政要员。在上海方面，紧随南京之后发动起义，先占领北火车站，把住交通要津，再号召全市警察起义，干掉局长毛森，接着，便迎接解放军过江。
为此，南京北郊警察局长蒋堤，必须占领燕子矶，并将停靠在南岸的船只，放过江去，让解放军顺利摆渡。另外，在南京短时间内出现权力真空的期间，暂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维持社会秩序。
整个暴动计划，设想得不算粗糙，但不幸的是，低估了“毛记”特工组织在南京的活动能力。说巧也巧，吴士文家的邻居秦范五就是老军统的人，现在“毛记”特工系统的公开单位——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职，这一天开门外出，与刚离开吴家的孟士衡撞了满怀，当下唱个肥诺，表示歉意。想不到，孟士衡拾起跌落的帽子，往脑门上一扣，点点头就走了，样子显得匆忙。秦范五凭着职业本能，心里起疑，又觉得孟士衡的脸样，好像在哪里见过。几天后，秦范五隔着窗子，看见有人走进吴士文家，模样极像那天被自己撞落帽子的人，于是，佯装借火，敲开关紧的门，隔着门缝看见了孟士衡，才知脸熟的原因，是因为常来吴家“作客”。
吴士文家是民革的联络点，来这里开会的人实在不少。由于秦范五平时隐蔽得巧，吴根本不知道他的特务身份，这给秦的监控带来了有利条件，几经观察，将诸多疑点向稽察处密报，稽查处根据毛人凤下达的工作要领，重点对吴士文家布控、组织跟踪。到了3月初开始兜捕，不久，民革在京沪两地的主要负责人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吴士文等相继落网，“京沪暴动”计划最后因群龙无首而告吹。
申城“先行官”
4月20日子夜，中共方面得不到李宗仁的答复，第二、第三野战军于西起九江湖口，东至江阴的浩浩江面上，兵分三路，发动了渡江战役。长江防线仅20分钟便全线崩溃。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4月22日，蒋介石从奉化去杭州，在宽桥机场航空学校和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等会晤，商讨如何对付危局。傍晚，李宗仁飞回南京。
第二天南京被攻陷，国民党政府移往广州，李宗仁逃到了桂林。此前，毛人风向南京站、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下达过大逮捕，大破坏的命令，并要他们按自己开列的名单，威逼有关军政要员离开南京，到时不走的，一律逮捕，押往上海处置。同时，在解放军进入南京之前，把火车站、码头和水厂、电厂炸掉。当时、由于社长城的“技术总队”不在南京（已去了广州），负责破坏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工兵营，保密局南京站从中配合。谁知，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