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会报”制度推行的初期，毛人凤掮了蒋介石赞许的招牌，郑介民、唐纵不宜公开反对，心里却十分警惕。他们本是军统窝里长大的虫，戴笠那套“秘密控制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招数，体会得稔熟，一看毛人凤撅起“特种会报”的屁股，便知要拉向外扩张的屎，说什么也不甘让其顺畅。特别是唐纵，不像郑介民多少跟保密局沾着边（身兼保密局局长之职），且又公干北平，事务缠身，因此，暗暗下决心抵制作梗。

    

    正当其时，偏偏天不作美，接连发生了两桩扎手的事，竟置唐纵于有心无力的境地。一桩是发生于昆明并震惊全国的“李闻血案”。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惨遭杀害。15日，闻一多在昆明主持李的追悼会，回家途中又遭杀害。李、闻两人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也是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积极参加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反共内战的群众运动的知名人士。他们的死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蒋介石为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召唐纵去庐山，要他“彻查”。回南京后，唐着手布置，查了几天，毫无进展，愁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最后去向毛人凤求援。到底还是保密局神通广大，三下五去二，揪出了凶案的主使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让唐纵顺顺当当地交差了事。

    

    第二桩是发生于上海的“金都血案”。驻沪宪兵第23团的巡逻兵与上海市警察局所属新成警察分局的值勤岗警发生争执，事态迅速扩大，双方在金都影剧院（现瑞金剧场）门口布下阵势，宪兵开枪，当场打死9名警察和2名无辜儿童。血案发生后，警宪双方各执一词，控告对方。接着警察罢岗，交通陷入混乱；宪兵也宣布罢岗，中止了巡逻。许多大公司、银行和商店，为防止歹徒们趁机抢劫，纷纷停业关门。

    

    刹那间，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变成了半僵不活的死城。警察们还嫌不够，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七·二七金都血案委员会”，准备出动拥有重武器装备的警局机动车大队与保警总队，包围宪兵第23团，进行武装缴械。

    

    蒋介石闻讯后，通过长途电话痛骂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要他将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清上报。恰巧，那几天里，唐纵在国府纪念周的活动中遇到宪兵司令张镇，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的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陪人？”哪晓得前一天张镇刚为这事挨过蒋介石的训斥，现在听唐纵如此说话，误以为唐在蒋介石那里告了恶状，当场火冒三丈，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斥道：“你不要乱说，究竟是谁先开枪，你看清楚了没有？”假的成了真，唐纵倒不得不严肃起来。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打电话给派赴上海调查此案的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要他尽快查明，据实上报，一来告慰本部，二来也为出口鸟气。

    

    不久，李哲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宪兵先开的枪。与此同时，宪兵司令部也拿出了一份报告，说是警察先开的枪。两个互相矛盾的报告捅到蒋介石那里，惹得老头子大光其火，责令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去上海，查出个真假。

    

    唐纵到上海后，利用老面子，很快得到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等老军统分子的鼎力协助，总算有凭有证地把情况搞清楚，确实是宪兵先开的枪，警察才进行了还击。最后，肇事的宪兵经国防部军法局审判，分别处以死刑和徒刑。

    

    常人道：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自“李闻血案”、“金都血案”以后，唐纵便有了这种心情，对于保密局的“特种会报”制度，既说不出毁誉的话，当然也干不出拆台的事。于是“公秘”合作的规矩，便按毛人凤的勾勒固定下来。

    

    成立“三有公司”

    

    毛人凤对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深信不疑。戴笠生前就以为玩情报是钱堆的买卖，手头阔绰了，才可弄得神低头，鬼推磨。结合自己的体验，毛人凤觉得还应加上一条，即稳定内部，赚取人心，也得靠钱，说白了也叫：横竖是个钱，里外靠个钱。于是，他的第三把火，就烧在了谋财之道上。

    

    照理，保密局的建制和编员确定下来，经费是照章分拨的，何必自谋财路呢？问题在于蒋介石明知干特务的花费非同小可，但碍于方方面面的制时，不敢把留意此道的热衷公开化，授人把柄。因此，公家拨下的份额，根本不够花，且不说别的，单是各地省区站、组发展的那么多不在编制的通讯员，所需的一份少尉津贴弄出的窟窿，就够保密局的当家人发愁了。过去，遇到这类困难，戴笠打不着秋风，就找蒋介石下手令特批。现在，党国正祭起制宪行宪的法宝，讲究循章办事，通过批条让财政部支付预算外的特别费用，几乎不大可能。老蒋体贴特工部门的苦衷，答应多给“政策”，在自谋财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