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办法。

    

    于是，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聚在一起开动脑筋。平时，郑介民喜欢批评别人“冒脑根”，真轮到自己出主意的时候，脑筋并不好使。唐纵号称“智多星”，功夫却不在经济之道上，比及老郑的“冒脑根”，只差一字，那就是“伤脑筋”。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在一旁瞧着男人们发愁，抿嘴一笑，轻巧地说：“现在人人都做生意，你们不会凑凑这趟热闹吗？”向影心的话确实不错。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国民党大员如出山之虎，一个个都往钱眼里跳，接收发财跟着做生意，一夜之间，几万家公司如春笋而出，却搞不清谁是官营的，谁是私营的？这种风气波及政府部门，很少有不被沾染的。据毛人凤所知，有战区长官部办的运输公司，某方面军司令开的工厂，甚至连CC也搞了“合作金库”，“党营事业基金会”等等。当场例举出来，疏导“冒脑根”与“伤脑筋”。

    

    其实，郑介民、唐纵并不反对做生意，只是不知道本钱从哪里来。毛人凤久居内当家之位，知道军统历来就有从缉私、交检等公干上移花接木，丰腴钱囊的传统，自然就提到了军统局在接收和肃奸中没收的“敌产”、“逆产”。郑、唐一想，反正也是为了领袖支持的事业，便答应一起去向蒋介石禀明。蒋介石听了汇报后，要求他们拿出个方案。于是，郑、唐、毛，再加上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组成一个“发财”委员会。

    

    毛庆祥的加入，缘于蒋介石的通盘考虑。他希望国防部二厅、保密局和警察总署的经费亏空，能于此一揽子解决。但又生怕“一国三公”的局面，弄得分红不均，惹出麻烦，便让毛庆祥凑个数，关键时候当当“老娘舅”。

    

    四个人关在房间里研究了半天，方案落于纸上，大致是：一、请蒋介石特批，凡军统在各地接收的敌伪现金财宝，都不送敌伪产业处理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当基金；二、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一部分敌伪产业，由行政院有关部会“拨交”保密局，继续经营；三、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保密局，这些“剩余物资”包括两千辆十轮大卡车及大批照相器材、印刷设备等；四、在此基础上，搞成一个多种经营的大公司，以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工活动费，名称就叫“三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