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强调了“秘密”，“神秘”，要么就叫……想到这里，“保密局”三字脱口而出，果然一射中的，蒋介石十分满意。

    

    接下来，就是三家分“晋”后的人事安排问题。郑介民原为军令部第二厅的厅长，现在转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名正言顺。警察总署署长，眼热的人不少。戴笠在世时，李士珍挟着戴季陶等人的支持，虎视眈眈。为此，蒋介石曾流露过予以考虑的意思。不过，那也只为牵制戴笠而言。现在老戴死了，李士珍的制时作用已不重要。相反，了却死者的心愿倒成了强音（戴笠生前一心支持唐纵出任警察总署署长）。再说，唐纵为人精细谨慎，是个干警政的好手，稍一争取，便得到了老蒋的默许。苦就苦那李士珍，差不多是梦里坐花轿，喜到醒来一场空。

    

    相比之下，最令老蒋伤脑筋的，还是保密局的人选，论级别，不彰不显；论作用，非同小可。不老道的人，不能用；不可靠的人，不敢用；恋仕途的人，不专注；缺资历的人，难服众，陡然觉得戴笠之材，可遇不可求矣！然而，事到关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仍由郑介民以厅长的身份兼任保密局局长，同时提升毛人凤为保密局副局长。

    

    后退一步天地宽

    

    军统大解体，弄成三家分晋的局面，正应了一句老话：“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譬如以时局而言，军统改组后，来自和平民主建国思潮的政治压力明显减轻，多少还为老蒋的“政治协商”、“民主宪政”装点了门面。再就是党内斗争，由于军统局的撤消裁并，力量大为削弱，基本满足了对立派的要求，难以再提出进一步落井下石的理由。

    

    另外，从老蒋个人角度考虑，军统局改组以后，尾大不掉的后患就消除了。眼下，老蒋正为消灭中共，暗做内战准备，特工正是他需要的政治工具，别人嗤以敝帚，他却加以重视。由此推论，戴笠的死倒成了好事，否则，凭他的偏激情绪与认死理的倔强态度，不知要顶到什么时候！这种方生方死，否极泰来的感觉，毛人凤还有着更切肤的个人体会。

    

    最直接的就是经费问题。军统局摊子庞大，不算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之类的武装特工部队，单是内外勤人员不下5万，其中有一半在军统局吃饷。过去，戴笠为造就家庭式的内聚力，推行了铁饭碗、终身保障的制度，非但于“待业”期间照发薪水，就连家属的生活、小孩子的教育也统统包揽下来。为此，军统局经费上的缺口也越来越大。

    

    抗战胜利后，毛人凤做过一个统计，军统局平均每月的花费已高达1500万元，月月入不敷出。郑介民刚来重庆接任军统同局长时，毛人凤曾经就此请他想辙，吓得“冒脑根”连连摆手，不敢再听下去。后来，唐纵履行协助之责，毛人凤又向他讨主意，唐纵非但拿不出主意，而且还批评了“胡乱花钱”的作风。

    

    他说：“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刚成立，我当第一任书记，那会儿编制只有145个人，工作却搞得有声有色。现在呢？人马成了几万的巨数，可是从抗战开始以来，递呈委座的情报每年递减。

    

    以1942年那一年为例，我坐在侍从室里算过，24575个人从军统局领薪水，平均每10个人仅有二至三件报告，人均情报报告率仅占0.68％，假使以已经开销的经费和临时费算，一个月是1487.6万余元，那就是说，每一件情报的代价，就是花去政府1.3万元。你说说，都是干什么吃的？”随后提出一句口号：“不乱花一分钱。”这等于是把毛人凤逼到了绝境。其时，恰逢改组风紧，人心动荡，万一闹得小特务们悬起嘴喝西北风，一个个挺而走险起来，毛人凤这个“内当家”可就无法向上峰交待了。于是整日里搜索枯肠，榨出脑汁想办法。张冠夫不知怎的，想到了杜月笙，建议毛人凤求求他。

    

    毛铺纸执笔，拟了一封谦词连连的信，让秘书郭旭带往上海去找杜月笙。杜果然爽快，一出手就是2亿法币的支票，惊得郭旭脑门子冒汗，颤着声音问利息怎么算？杜月笙佯装不高兴地说：“毛先生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要利钱呢？以后还得出本，就交给南京通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