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昶新是张学良的班底，与毛人凤为莫逆之交，却不受戴笠信用。起初在“苏浙行动委员会”里当军事幕僚，后来去特训班任教员，干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虽已调回本部，却以少将军阶派在设计委员会里供闲职。鉴于他的能耐以及与东北集团的渊源，毛人凤以为，让他当东北站的站长是再合适不过了。

    

    戴笠经过反复考虑（确实已想不出更佳的人选），决定采纳毛人凤的意见，正式给陈昶新和周镐下达了任命派令。毛人凤更亲自为这两个站物色人选，配备精兵，直到满意为止。不久，东北站、南京站的工作开始启动，果然是成绩斐然，捷报频传。至1945年日寇投降，东北站的组织活动已深入到天津、北平、锦州、沈阳、长春各大城市。这些原本是军统渴望立足而无从得手的地方，现在一一如愿，戴笠、毛人凤甭提有多高兴。原属东北军系统，现任伪山东省主席的杨毓珣和“治安军”将领富双关等人，相继被“策反”成功，使戴笠、毛人凤有了为“曲线救国”建功的王牌。

    

    相比之下，周镐的能耐更大，到南京不久，便成功地策反了汪伪军事系统中的诸多实力人物，先后有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张恒等等。接下来，又为配合蒋介石抢夺抗战果实，协助并促使周佛海对汪伪的军事部署作了调整，具体地说，也就是把受重庆方面控制的伪军主力逐步调到京沪周邻或其他交通要津上，以防止共产党、新四军的“趁虚而入”。这些“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戴笠听得受用，也认为毛人凤荐人有功。

    

    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如果以此类推毛人风用才不问亲的话，便失之偏颇了。因为毛打破的只是戴的用人惯例，并不妨碍陈、周与他的亲近。这从毛人凤对毛森的百般重用和庇护中也可看出他对用亲的独钟。

    

    毛森，即是毛人凤在浙江警校任文书时结识的假毛善森，因同宗关系，一直受到毛人凤的照顾。抗战初期，毛森在福州警察局当特警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组建时，由毛人凤提携，调任别动军直属第二大队任队长，进而连升杭州站站长，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等职，由此成为毛人凤的亲信。据沈醉回忆：“毛森每次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1942年以后，“曲线救国”的口号取代了“抗日建国”，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毛森出任了军统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要说根据，用亲不疑是最好的回答。此前，毛森曾在上海公干，由于军统机关突遭日特破坏而锒铛入狱。监禁期间，说不清作了何种交易，毛森竟被日特奉若上宾，礼待有加。后来，随着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关系的“升温”，毛森与日伪的热络劲更趋公开化。1944年初，毛森设法摆脱了日特的软禁，返回“国统区”。照例，先要通过军统局的特别审查，才可任用。

    

    再说，先前黄埔出身的陈恭澎因投敌被戴笠宣布为汉奸后，“黄马褂”们倍感面上无光。如今见毛森不干不净，巴不得弄成一个汉奸，好与“江山帮”扯平。于是种种不利于毛森的言论沸沸扬扬。然而，毛人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马上授毛森以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的要职，叙阶少将，颇有用人唯亲之嫌。自此，“浙江三毛”成为一说。

    

    幸亏接踵而来的“大接收”、“大受降”中，“曲线救国”的铺垫表现了强劲的后期效应，给了毛人凤“立大功劳”的机会，于是小皆之微，不足兴澜。

    

    接收急先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地向同盟国投降。蒋介石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根本来不及把龟缩在大西北、大西南的数百万“国军”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去接受日寇的投降。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却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立即对北平、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采取了“近水楼台”的进取态势。蒋介石感到如芒刺在背，决定立即实施变伪军为国军、抢先“摘果子”的接收计划，于是“曲线救国”中早与各地伪军暗中有勾结的军统，便成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