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我在军统局里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我知道军统一贯的作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
”谁能具体说明呢？当然是戴笠和毛人凤自己。戴笠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去对付共产党。”当初，张国焘叛党投蒋，被安排到军统局当中将设计委员。一开始，戴笠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专门从第二处党政科以外，成立了一个叫“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机构，让张当主任，从事派遣特务和策反离间工作。谁知，姓张的中看不中用，绞尽脑汁干了几年，只留下一堆失败的记录。
倒是毛人凤旁观者清，从中琢磨出了不少经验。不久，“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又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之中。如此这般地“内外交困”，岂非是拉拢争取不坚定分子为我所用的绝好机会吗？毛人凤见形势有利，立即向戴笠建议，经批准后设立了一个叫“策反委员会”的机构，自兼主任。这个机构表面文章好像是注重于对敌伪将领的争取，可着眼点实质上却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所属的“策反站”几乎都摆在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周围。
“策反委员会”成立以后，总体效果如何呢？就毛人凤而言，当然不像预期的那么如意，但比之张国焘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却算是“成绩斐然”了。其中，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8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戴笠、毛人凤如获至宝，亲自出面在“漱庐”招待叛徒，任命袁为上校策反专员，再赋予重任，进一步对周恩来身边的干部童小鹏、王梓、龚澎等进行“突击策反”，可终未得手。此后，又对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实施策反，促其叛变，并利用内奸杀害了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一批重要干部。为此，戴笠、毛人凤也振奋之极，马上发给邢一纸上校策反专员的委任状，指望他能潜回冀鲁边区拉出一支队伍来，结果又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
即便如此，毛人凤作为“策反委”的主任，仍以反共有功，荣获了二等云麾勋章。难怪有一种品评在军统中渐成共识，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郑以分析军事情报见长；唐擅搞警政治安；毛则精干跟共产党斗，号称“反共专家”，这显然与“毛座”时期的反共历练大有关系。
曲线救国
蒋介石全面抗战节节失利以后，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日寇完全丧失信心。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老蒋一方面寄望于美国参战能打败日本人；另一方面，又与汪伪政权眉来眼去，图谋自保，诩之美名曰“曲线救国”。反映在军统工作的职能中，从1942年开始，“除奸”几乎成了“通奸”的代码，尤其是挂上周佛海这条暗线后，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从热杀冷战的血腥中走出，转入了勾肩搭背、耳鬓厮磨的蜜月期。在这个过程中，毛人凤除了参与和执行一些最机密（也是最见不得人的机密）的活动外，还有着不少创造性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打破用人常规，把“好钢”浇在了刀刃上。
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用亲还是用才，一直有界限，尤其是对外放的区、站长，尽可能地把亲信换上去，以免出现不听摆布的情况。因此，军统局人物不少，常因用而不信，近而不亲，徒遭闲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统接下“曲线救国”的题目做文章，一个大动作，就是把唐生智的兄弟唐生明，以及程克祥、彭寿等人派往南京，以假投降的招数，玩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里的把戏。偏偏这三个人都不是大才，发挥的作用无法让戴笠满意，于是决定加大力度，继续增派从事潜伏与策反工作的得力干部。毛人凤一反用亲的惯例，极力推荐了周镐和陈昶新。
周镐是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当少校股长时结识的同仁，属周伟龙直接领导。他官职不大，却见识敏锐，作风明快，很有处事的手腕。此后，历任外勤，业绩颇佳，但由于不是戴笠的亲信，一直处于用而不信、近而不亲的层面上，最后奉召调回本部，闲置在督察室的职位上。平时，自叹大材小用，郁闷寡欢，与同僚的关系也处得不睦。惟毛人凤识其内蕴，更考虑到完成“曲线救国”任务的紧迫性，决计一反常规，大胆举荐周镐，出任军统局南京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