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兵贵神速，未等日本天皇发布全体“皇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毛人凤便遵照戴笠的指示，向周佛海、任援道等汪伪政权的要人发出委任状，给以“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南京先遣军司令”的名义，让他们用现成的汉奸武装替老蒋看住南京、上海的地盘，以防新四军进入。与此同时，急命毛森迅速组成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集中各种杂牌的军统武装向上海挺进。当时，中共华中局已谋定而动，准备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接管上海。后来，这个计划被迫放弃，其间因素很多，毛森的行动迅捷，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根据戴笠的指示，毛人凤调精兵遣强将，加强第一线，包括采取建立“先遣组”，授予主动权等紧急措施，以确保军统在“接收”过程中的王导作用。这一点，在“捍卫”首都的对抗中尤为突出。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中共地下党曾通过内线，对驻南京一带的伪军进行过策反，以争取他们发动起义，配合新四军接收南京。俟日寇投降后，周佛海接受重庆的指令，决意投靠国民党；但伪军政部长萧淑宣、伪南京市长周宪文等则主张投降新四军。双方僵持不下，形势陡落变局之中。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未及请示，抢先行动，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总队南京指挥部”，声称已接管南京。接下来，又立即对萧、周实施监禁，一场混战，萧被当场击毙，周成重伤，事实上堵死了伪军向新四军献城投降的道路。事后，戴笠不知是囿于亲用的惯例，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不但不奖赏，反而以擅自行动，不经许可地动用“国府军委会”的罪名，把周镐关了起来，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才由毛人凤将其开释出来，重见天日。
再就是，确保“华东工作”优先的同时，毛人凤还积极有力地开展了对华北、华南地区的抢夺。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的当天，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以及早与军统接上关系的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孙良诚等大大小小的伪军将领，都收到了由罗家湾本部发出的派令和指示，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即抢先以“国军”的名义，接管“沦陷区”，武装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等待正牌“国军”的到来，一夜之间“伪”字号翻成了“国”字号。但伪军将领们对个人前途毕竟捉摸不定，心内忐忑。
他们为了向老蒋索取进一步的“保证”，一方面按令行事，另一方面又纷纷派出代表前往重庆摸底，罗家湾大院顿时成了接待处，毛人凤不厌其烦，来一个，见一个，来两个，见一双，忙得没钟没点。如果碰上身价高一些的，还要亲自陪同面谒“最高当局”。如此一番春风休浴般地排忧解难下来，终于使那些伪字号“国军”，心甘情愿地扮演起了“马前卒”的角色。
对国民党于大接收中的作用，当时在所谓的“光复”区域，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漂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地下工作者”）；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摇身一变的（指委以各种名义的翻牌汉奸），而后两种人的作用，恰好是军统独领风骚的实绩。为此，于8年抗战中几乎没有为民族立过一个大功的“毛座”，因为接收中的“大功劳”，又得了两枚勋章：一枚是青天白日胜利勋章；另一枚是忠勤勋章。
建立“肃奸会”
勋章的授予，通常要经过军统局请勋，军令部审核，铨叙厅议勋，再报请“最高当局”批准，由国民政府盖印颁发的繁琐程序，周转得快一点、也要个把月。毛人凤要务缠身，顾不得在消受愉悦心情中慢慢地等待，马上紧锣密鼓地操持起夹袋中的预谋来。
事情还得从5月份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当时会议确立了一揽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共建国的方针。联系军统的实际，戴笠制订了相应的独拔头筹的目标和方式。目标很明确：从敌伪的武装力量、军事物资，直到不动产业、金银珠宝，乃至汉奸太太，都要抢夺，毫厘不让。方式却颇费周折。按照戴笠原先的想法，随着抗战的结束，那些本由军统控制的公开机构，诸如缉私处、交检处等等，很可能要自行萎缩，取而代之的常规机构，即警察部门的职能一定会大大增强，大凡立案侦讯、扣捕人犯、查封财产等，无一不是警察部门的操持。因此，心须把这张牌攥在手里。戴笠也考虑过促成此事的把握：早在抗战前，国民党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把警察系统作为特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