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局本部那些相关处室的头头脑脑，即便郑介民、唐纵，若非主动过问，亦成局外之人。比如以毛万里为头子的上海实验区，要向上海地区布置新的工作，只要事先拟出计划，经戴笠或毛人凤批准，就可分别通知人事、经理、电讯等处。接着，管人事的便立即提供经毛万里审核认定的人事档案，移交给上海区人事股。至于这些人派往哪里，担负什么工作，人事处一概不知。经费问题也是如此，先由实验区的会计股出面一次性领取、用不着通过经理处履行手续，只要直接向戴笠或毛人凤核销就行了。这样一来，诸多相关的处室就成了聋子耳朵样子货，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哪怕有些处长来头再大，名气再响，也无可奈何。
比方说经理处处长徐人骥，身为军统局八大处中唯一由老蒋“钦点”的角色，专门是派来控制戴笠经济命脉的。谁知，戴笠自有搞钱的门道，并让亲信张冠夫做成了“大银行”中的“小银箱”，不怕徐不给钱。
后来，实验区制度推行，徐人骥连审计这一手也插不进去了。又如魏大铭，原先领导的第四处是个独立系统，实验区制度一实行，外勤的电台由他派，业务却管不着，所有的情报往来，全部通过姜毅英主持的机要室译电科统一译码分流处理，而机要室的直接领导是戴笠和毛人凤，魏大处长便搁置起来，成了“顾问”式的人物。
毛人凤权力大到这个份上，“墙头草”式的人物，说什么也要在尊称上改一改口吻，当面恭敬地称他为“毛座”。这是国民党军事系统里的一种风气。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称“委座”；往下，总司令、部长之类就叫“总座”；军长、师长的就叫“军座”、“师座”；厅长、局长的就叫“厅座”、“局座”。毛人凤是主任秘书，难以称呼，奉谀者们便以姓氏冠首，创称“毛座”。
毛人凤由贱而贵，深感荣耀挣来不易，如今到了这个份上，倍加珍惜，因此不弃恭敬态度，依旧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范。而且随着权力增大，做“好事”施惠于人更加方便。比如，有时戴笠亟需经费，迫得毛人凤把发工资的钱挪用了，只能在会计室门口贴张纸，写上：因故工资迟发若干日的字样。
可有些人急着用钱，等不了，就写个借条夹在呈报“毛座”的公文里。对此，毛人凤总是有求必应，爽快地批个“可”字，然后去会计室换钱。
相比而言，对上的谦恭更为突出，尤其是对戴笠。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过去，戴笠在重庆时，除了借一月一次的“总理纪念周”大放厥词外，还爱在各种场合向特工们训话，都算是“教导”、“指示”。如今陪着美国人四处转悠，没机会讲话了，便大写其信，内容多是任劳任怨、努力工作、通力合作、完成使命之类的老套。对此，特工们早就听得耳朵起了茧子。偏偏毛人凤百读不厌，不仅在军统局的内部刊物《家风》月刊上，连篇累犊地予以发表，还亲自动手，把戴的厚信一页页地贴在大食堂的墙上，要大家饭前食后，好生阅读。
戴笠写信喜用毛笔，字迹歪斜粗大，一封信动辄十几、二十页，于是墙壁上的“老板”来信就成了罗家湾的一大景观。有人犯嘀咕，说是既在《家风》上发表，为何多此一举？毛人凤以为，学习原稿，观摩手迹，更能体会先生的良苦用心。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罗家湾大院内正在开饭，满厅人齐声欢呼，饭盆菜碗被抛来掷去，致使墙壁上的“老板”来信溅满了汤水、菜汁、饭粒。毛人凤心疼不已，连呼惋惜，一些“黄马褂”见此不无嘲讽地说，“大毛”对于“老板”之尊，已超过了校长对于国父。
总之，乌龟匐匍，重负在肩，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到1946年春戴笠飞机失事，前后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毛人凤事实上是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
鼎力反共
作为军统局全面工作的实际执行人，毛人凤除了“内当家”的把持以外，还有哪些成就呢？专门的记载十分有限。这一时期，毛人凤毕竟是个隔着帘子的人物，时隐时现，若明若暗。然而，结合军统局的主要职能去认真地梳理，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军统局作为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始终是反共的重要工具。抗战初期，民族矛盾曾使侦敌除奸的职能有所突出，但攘外与安内的两手，却没有此起彼落，不同的只是后者更为隐蔽而已。后来（毛人凤荣任“毛座”之际），形势（与抗战初期比）有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开始发动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为标志，
公然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