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为求“扩大战果”，戴笠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其他中共同志。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中共重庆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老板”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为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共产党员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那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
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最后，毛达彪被杀掉了，据说行刑的那天，呼冤不迭，差点把声带喊破。
峥嵘偶露
其实，毛人凤的“菩萨心肠”只是一种假象，是他处于守势时惯用的韬晦伎俩，深深埋于胸际的还有毒如蛇蝎的另一面。比如趁人之危、满足私欲的行为就十分阴损。前文讲到的杨吉昌堕胎而死的案子，毛人凤帮了叶翔之、谈荣章的忙，其中就有谈的老婆奉献肉体付出的代价。又如山西天主教会的特务李广和，借宗教名义，在晋南一带从事反共卖国勾当，后来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派遣，跑到重庆来活动，被戴笠察觉，抓了起来。李的小老婆闻讯前来救援，想见“老板”，没有成功，却先见到了毛人凤。
毛一见这小娘们十分风骚，顿起不良之念，释放李广和的胆子没有，但以此为诱饵，趁机霸占人家内眷的阴损功夫却使将出来。就这样，李广和在牢里蹲到戴笠摔死，小老婆一直让毛人凤受用，唯一的优惠，就是能由毛人凤出面陪同，常去牢里探视男人。
另外，毛人凤公报私仇的手段也十分阴险毒辣，而且无计不施，无孔不入。1940年春，戴笠有一个警卫叫王春泉的，跟财政部的一位李小姐热恋上了，决意结婚。按照军统“针不能两头尖”的纪律，这是犯规的，所以几次申请，几次都碰了壁。王春泉为此大发年骚，背地里指责“老板”不公道，为什么他毛人凤可以结婚，我们就不能结婚！当时军统内部迫于纪律的约束，许多有情人难成眷属，听了王的牢骚大有同感，慢慢地聚成流言，传到了毛人凤的耳朵里，毛从此对王春泉记恨在心。不久，戴笠有事离开重庆，毛人凤代为看家。王春泉掐定烧柴的不敢整治卖炭的，便在罗家湾一带租屋，公然与李小姐结成夫妻。由于操办婚事，负了债务，又抵不住别人的索讨，便仿着同行的模样，铤身外出行诈。他找到重庆的一家商行，对总经理说：“如果贵行想从滇南公路进货，我可以帮忙，我们军统局的汽车队跑这条国际通道，不受检查。”商行经理知道军统局的威风，又听说王春泉是“戴老板”
的警卫，深信不疑，马上拿了笔钱给王，作为定金。其实，王春泉哪有权调动汽车队，没多久便露了馅。商行经理问他要钱，王还不出来，商行经理便写信向军统告状。状文很快落到毛人凤手里，按照常规，毛人凤多半会把当事人找来问明情况，然后再设法缓解，叫人当场感激。如今是王春泉则另当别论了，马上作为要件呈报戴笠。戴笠见王双罪并发，先破“家法”，再犯国法，立即叫军法处开审，确认事实后，判了个死罪。
其间，王妻多次来军统局求情，表示愿意替丈夫还钱。一些与王有交情的同事也指望毛人凤能出面通融，可王春泉还是被枪决了。紧接着，新寡的李小姐便每天在罗家湾唱她的哭丧歌。据当时在军统当助理秘书的王绍谦先生回忆，歌词的大意是：“我的春泉呀，嗳，嗳，你是屈死的鬼呀！说什么不准娶妻，为何大汉奸殷汝耕的老婆（当年向影心作为军统的卧底，曾嫁与殷汝耕为妻）可以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