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戴笠而言，毛人凤没有“野心”是不虚妄的，因此他的“谦逊”臣服能做到表里如一。再加上心细如丝、谨慎小心的天性，工作中几乎从下出差错，确实令别人难望其项背。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喜欢仿效蒋介石的办法，一手靠宗亲乡党，另一手靠弟子门生，途径是大办各种特工训练班，由此“学生”就成了他的“三宝”之一（另外两宝是汽车和手枪），所有的特工训练班主任一职，戴笠都自己兼任，日常事务由副主任负责，但他们大多只能干一期，或者不足一期，他是怕时间长了，感情这东西会坏事。
息烽训练班的副主任徐亮，是特工起家的“十人团”成员之一，资格很老，待学生也不错，学生毕业后写信给他，称他“妈妈”，戴笠知道后大发雷霆。当时，毛人凤在场，瞧着戴笠拍桌打凳的模样，更将这前车之鉴牢记心头。所以，军统局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副主任安排毛人凤去进行“精神训话”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能不去的尽量不去；非去不可的，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从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另外，自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办“总理纪念周”的活动，渐成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应由机关首长主持，首长不在，幕僚长可以替代。由于戴笠兼职过多，经常外出“视察”，不在重庆，主持“纪念周”的任务，名正言顺地落到了主任秘书郑介民的头上。
可是，郑介民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很少到军统局办公。依次类推，“代理”
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成了另一个合适的对象。毛人凤却不肯沾这个光，千方百计地笼络贪小的郑介民夫人。以后，轮到纪念周的前一天，他就打个电话给郑太太，逼迫“惧内”的郑介民按时到会，不得有误。这样一来，戴笠越来越认定毛人凤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助手，并放心地把愈来愈多的权力交给了他。
除此而外，毛人凤还能够准确地号准戴笠的心脉，并以此为准绳，处理事务，无论大小公私，从不含糊，那种合节合拍的精妙，简直就像两个躯壳共有一个灵魂，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就拿忠义救国军的移交事件来说，当时迫于上峰的压力，戴笠不敢顶着不办，只得在具体过问此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面前，吩咐毛人凤召回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马志超来重庆接洽。
毛人凤表面上唯唯应允，心里却知道戴笠一肚子的不乐意，因为掌握一支武装历来是他的奢望。于是，毛人凤变着法地予以拖延。不久，马志超来到重庆，毛立即关照他不要逞能，尽量取消极态度。
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分散得很，一旦缺少了上至毛人凤，下至马志超以及各个“纵队”司令的诚意配合，谁有本事一揽子接收下来？结果，移交工作从今年拖到明年，从春天拖到秋天，一直拖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完成，最后，在帮助戴笠进行“劫收”时，却发挥了先锋抢滩的作用。这当然是后话，但论起功劳来，首推毛人凤。
类似这样心领神会的默契，还可例举许多。比如戴笠生性喜爱结友，三教九流无所不纳，表面上看，亲亲热热，称兄道弟，真正贴心的并不多。在处理这类关系时，很少有人能像毛人凤那样把得准深浅。有一次，胡宗南从西安来重庆，按惯例应住在戴公馆里。那一天，恰巧戴笠不在，毛人凤即通知总务处长沈醉准备招待，特别叮嘱，要把戴用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
沈醉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知道，“老板”看起来大方，但亲疏有别，凡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人凤看出了沈醉的犹豫，马上强调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否则，“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沈醉听罢，照着办了，果然无事。相反，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马汉三，海外区区长黄天迈这样的人，大家伙眼里，都以为跟“老板”极有交情，红得近乎发紫，以至于像乔家木、周伟龙、张炎元这样的“元老”，都跟他们套亲近，但毛人凤却处理得很有距离，他知道：“老板”对这两个人只是利用而非信任。
与此同时，在处理有关情报之际，用不着戴笠开口，毛人凤也能对一应“私交”关照得极有分寸。重庆时期，军统局的情报五花八门，除了“反共防赤”、“曲线救国”、“侦控异已”是主要的以外，同时还负有注视蒋介石嫡系部队动向的任务。一旦这方面的情报摆在了案头上，哪些秉公而论，哪些藏拙留中，哪些快送，哪些慢发，毛人凤心中有一把按戴笠心意丈量的尺子。如果是卫立煌、顾祝同之类，就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如果是刘峙、汤恩伯等，抓几根杂毛无妨；如果是胡宗南、蒋鼎文，那就非得掩饰不可，实在瞒不住的，亦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