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特务处的“二把手”（副处长）郑介民率代表团去德、意、英、法等国访问了一阵，好长时间没来鸡鹅巷。访问归来，再审阅文件时，惊奇地发现好多“通天”、“通地”文件的底稿上，都签有“以炎”的名字。以炎是谁？怎么没听说过？郑介民感到迷惑，经打听才知是毛人凤的化名。
类似的惊奇和迷惑，还来自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公干时的老上司周伟龙。
早先，戴笠有个设想——搞一支像模像样的特工武装，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和更充分的理由，一直埋于胸际。“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天赐良机，戴笠马上以抗日的名义向蒋介石上了个条陈，建议把上海的青洪帮力量武装起来，利用他们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既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又可在万一失陷的情况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觉得建议不错，表示同意，并要求戴笠具体负责。戴笠找到杜月笙、杨虎、向松坡等人合计，成立了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后又扩充成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下面再建一支足有2万多人的“义勇别动军”，配以枪枝弹药。
为了避嫌起见，戴笠把杜月笙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供起来，一个当主任委员，一个当代理主任委员，自己与杨虎、向松坡等人则担任普通的委员，另外再加派周伟龙当委员会的书记兼别动军的总指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两个大主任都是空心佬，真正的实权在戴笠手里。
作为戴笠的人，派在行动委员会里，周伟龙不乏心情激动。自背唐生智投蒋以来，足足有十年没带过军队，如今肩负重任，重返沙场，那是什么滋味啊！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总指挥，对全局的调控未必及得上“大毛秘书”。照理，特工系统的秘书职责，按条块都有根严格的区分，比如毛钟新是戴笠的私人秘书；潘其武是机关本部的秘书；张冠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秘书，各有各的行使范围。唯独毛人凤不受约束，似乎样样都管，特别是在戴笠行踪飘忽，藏首露尾的时候，毛人凤就像戴笠的“影子”，戴有什么指示，常常通过毛人凤下达执行。
12月初，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沪上抗战形势出现逆转，别动军奉命随主力部队撤离上海，仓促间周伟龙突然想起青浦那边还有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未及通知，马上派人赶去。他知道这个训练班是戴笠专门培训骨干的所在，十分珍爱，一旦疏漏是要挨板子的。谁知，派去的人到了那里，人毛没见到一根，马上打电话向周伟尤汇报，惊得周总指挥出了一身冷汗，问问周围，没人说得清子丑寅卯，最后无计可寻，只好拿起电话，接通了毛人凤处，才听到对方慢条斯理地说声“抱歉”，训练班昨天晚上就转移到苏州去了，命令是江先生亲自向教育长俞乐醒下达的。
“这我就放心了。”周伟龙表面上回答得平淡，心里骂开了娘，什么“老板”下的命令，还不是你大毛秘书干的好事！回头再想想两年前在武汉行营时倍受“大毛”供奉的情景，心如块垒壅塞，禁不住地将“妈的”二字喷出了口。不久，周伟龙竟为这个过节，请求辞去行委会书记兼别动军总指挥的职务。由此，足见毛人凤当时的地位与权势有多么非同寻常。
当然也有窥破这层“神秘”面纱的，比如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经济组组长的邓葆光先生就说：“戴（笠）为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在上海战争时，戴有意把自己对工作的意图，用毛私人传达的语气转告特务处书记室，变成戴的指示。这样一来，“老板替身”或“代言人”的形象便慢慢地树立了起来。
“代理”主任秘书
1937年底，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务处本部内迁长沙，再到武汉。
第二年初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要求取消党内小宗派的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取消包括“复兴社”在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好在戴笠的大本营，原来就有两块招牌，复兴社的那块挂不住了，索性金蝉脱壳，弄个单挑，军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