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逸民接受了“中央”的秘密使命，只身来到西安，杨虎城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马上给他一个陕西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再委他兼任十七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军职。同时还为他主婚，娶了一房姨太太。得人好处，报人恩德。望着位子、娘子、票子一作堆地涌来，胡逸民倒底是听命于蒋介石，还是知遇于杨虎城？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了。这种情况，当然是戴笠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重摆棋盘，一眼瞄上了另一颗棋子——胡逸民新娶的姨太太向友新。乍一看，她算不上沉鱼落雁，但身材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稍缺定力的男人，把握不住，便会拜在那石榴裙下。戴笠第一次看见向友新是在一个交际场合上，凭着渔色的本能，立即盯上了她。如果说淫念是他最初对向友新发生兴趣的原因，那么随着毛人凤的调查深入，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利用向友新来完成胡逸民能做而不愿做的工作。
拗不过戴笠的央请，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出面做东，邀请胡逸民、向友新、戴笠等搞了一次私人聚会，戴笠总算是结识了向友新。而后，向友新经不住金钱讨好的攻势，没多久便与戴笠打得火热。看看时机己到，戴笠便装出掏心窝子的模样，用无限同情的口吻甩出了毛人凤搞来的情报。
从戴笠的口里，向友新知道胡逸民不但在老家有个明媒正娶的黄脸婆，而且新近又在外面偷筑香巢，养了一个姓穆的小姐。于是，醋坛子打翻，一口一个“糟老头子”痛骂起来，闹到激愤处，甚至表示了要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戴笠哪能让她这样干，好一番温存，不但满足了肌肤之亲，而且还得到了向友新“效忠”的允诺，自此，有关十七路军及西安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落到了戴笠的案头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的方法，这个唯一的交通员就是毛人凤。几个月下来，向友新经毛人凤的精心点拨，“工作”得相当出色，并且正式审请加入组织，成为一名女特工。由此毛人凤获得了戴笠的赞赏。当然，还有稍带的截获，那就是向友新对毛人凤的感激，连带着十二分“热烈”，爽利地把毛人凤强作镇静的外表刮去，撩拨出久埋心中的几条色虫，战战兢兢地爬将出来，为此续下一段情缘，半掩半埋，忍饥挨饿地折磨了他好几年（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世上难有不透风的墙。未久，机警的杨虎城发现内部出了纰漏，种种迹象又连带着胡逸民那边。于是，马上进行整肃，把胡逸民推荐过来的人捋得一干二净。胡逸民知情心惊，一时又理不清头绪，只好闷在屋里死想，慢慢地把疑点聚到了向友新的身上。或许是从爱护“干部”的目的出发，或许更有其他不愿说明的“关切”，戴笠和毛人凤决定再把胡逸民送入大牢。于是，贼喊捉贼地捏了个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老胡铐了起来。
向友新则根据组织的安排，去了冀东。随后，毛人凤也离开武汉前往西北“剿总”。真可谓：卿卿一对野鸳鸯，公事压身各自飞，遗憾乎？无奈乎？这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从“外藩”到“中枢”
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东北军“剿共”
无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尾随红军入陕，再与十七路军以及甘、宁、青的“马家军”汇合，继续“剿共”。这里，蒋介石有一个如意算盘：希望通过“剿共”，让非嫡系部队与红军之间相互残杀，借以削弱双方的力量。然而，他又担心弄巧成拙，反让这些杂牌部队有了暗中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的机会，甚至接受红军有关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为防不测，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方面，陡然成了戴笠开展特务工作的重点，毛人凤的调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促成的。
常言道：有功受禄，重用升迁。毛人凤来到西北公干，担任的是“剿匪”
总司令部办公厅第三科副科长，职务比先前跨了一步。其实，西北“剿总”
本就是武汉行营的原套班底，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以副总司令的名义代行总司令的责任，二科科长仍然是陈昶新，所不同的是第三科科长换成了西北区区长马志超，后来改为江雄风，这两人都是“黄埔”出身，马为第一期，江为第二期，论资格，足以压毛人凤一头，可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