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相反，非常时期，他还觉得特工系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在这个指导思想驱使下，特工系统开始了全面性的膨胀：原属中央党部指挥的调查局第一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原来的调查局二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分别由原来的处长担任。
机构变更与干部任免的拟定，对大本营应是桩喜事，然而，戴笠却未喜先忧。说来也是块老心病，他担心那批“黄马褂”水涨船高，心气跟着膨胀起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副处长郑介民，明摆着可以坐上副局长的交椅了。
过去，蒋介石安排郑来作戴的副手时，戴就因为郑的资格学历高于自己而心里发怵。于是，通过提高书记长唐纵的地位压制郑介民，同时增强秘书的权力，来架空郑、唐，剥去他们的实权，逐步在特务处内部形成了“秘书核心制”。好不容易渐成惯例，突然来个大升迁，郑介民与唐纵都队副处跃入副局之列，心态一猖狂，山里老虎岂非又多了两只？
为此，戴笠急召毛人凤前来商议，想出了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并由毛人凤起草，拟成一段文字呈送蒋介石，大意是：自称资历不够，难孚众望，恳请让委员长侍队室第一处处长贺耀祖来兼任军统局局长，自己为副局长。呈文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连夸戴笠懂得谦虚。于是大笔一挥，允准所请连带着中统的徐恩曾也只能坐到副局长的位置上。
戴笠当上副局长，依次递减，郑介民只能屈就军统局主任秘书的职务；老书记长唐纵则被戴笠“推荐”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如此一去一蔫（而身居局长的贺耀祖又根本无意理会军统的事务），剩下的“山中虎”也就是戴笠一人了。面对这个煞费心机的布局，郑介民说不出地憋气，好端端的副局长高位失之交臂，居然还队当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
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
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1942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
这时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