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林立果的“小舰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自然也就更说不上“组织和领导”了。事实上，在“审判”过程的调查中，他们也从多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最后不得不承认“吴法宪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变以及谋害毛主席没有直接关系”。
在同林彪的关系上，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林彪的个人关系比较密切，这些我都不否认。但我同林彪的关系，主要是工作关系。林彪这个人，生性孤僻，从不拉个人关系，同他见面，除了谈工作，没有别的好谈的，他也不会跟你谈别的。林彪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写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是我在工作上的直接领导和上级，党的组织原则规定下级服从上级。由于我的思想水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超越这个框框的。事实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反对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更不要说是有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搞政变”这样的事情。
“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央对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已经作过了结论。一九七一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批判。会议总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指出：“黄、吴、李、邱在政治上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此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我都是小心翼翼，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且在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不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的问题
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错误，我一生都将悔恨和反思。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傅伟作、黄立清和廖冠贤四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
第二、一九六八年八月，黄永胜和我在报告中说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在此之前的一九六八年三月和四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浙江、江苏、宁夏、安徽等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复中，已经把罗瑞卿正式说成是“反革命分子了”，所以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而且，如果说在“文革”中的报告中或言论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
第三、关于贺龙和罗瑞卿遭受迫害的问题，我认为主要的责任在毛泽东，以及林彪、周恩来等人，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所决策的，主要的安排也是他们所决定的。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黄永胜和我这样的人，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来所能够决定的。在贺龙和罗瑞卿被打倒以后，两个专案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全面负责的，不能只追究我们的问题。
现在不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吗，为什么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如果一定要用法庭形式来解决党内斗争，那“犯罪”的应该不光是我们几个，因为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没有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据我的回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审问、画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的报告，也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牵涉到谁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对。我在一本关于这次审判的书里，看到当时领导这次审判的人是这样讲的：“也不能不承认毛主席、周恩来有错误，但毛主席和周总理是好人犯错误，他们（指被审判的人）是坏人办坏事！”（见肖恩科，《超级审判》，上册，218页。编者注）用这样的原则来审判我们，对我们还能公平吗？这样的规定起码是好几个准绳嘛！对同一问题的处理，因人而异、几个标准，这样是极不公平，也是不能服人的。
这里我想说两句：“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是我们几个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三、关于“在空军诬陷一些领导干部要‘夺权’，批准关押、迫害干部和群众一百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