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现在来看，林彪和我们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起码不能说是犯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曾说过：“设国家主席是我国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的重要制度，在十年动乱不正常的情况下，把设国家主席的规定取消了。本来，对国家主席制度来说，对内对外代表国家的国家主席都是不可缺少的。”
王德祥先生在《试论我国国家主席制度》一文中也说：“从一九六六年以后，由于十年动乱，国家主席被迫停止了活动，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被迫害而死。一九七五年修改宪法时，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制度，使我国元首制度处于不明确的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八年《宪法》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这两部宪法在设置国家主席的问题上的指导思想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把设国家主席看作是一种人为的结果，这就不能不给我国机构设置带来消极的影响。”
我想，林彪之所以坚持设国家主席，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表明国家秩序已经恢复正常，“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已经结束。他只认为，一个泱泱大国需要设立国家主席职位，不设国家主席则“名不正、言不顺”，不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坚持设国家主席，即便当时不合毛主席的心意，也只是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并不违反党纪国法，何罪之有？到了一九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里，不是又恢复了国家主席的设置，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吗？这不是充分说明，我们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吗？！
三、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竞选来争取，这也应该是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行为。自建国以来，有哪一部法律法规，或者我们党的哪一部党章，曾经规定过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犯罪，就是违反党章？所以说，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把想当国家主席作为一种“罪行”，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如果说的“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件事，是指林彪“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那么就请拿出有力的证据来。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来，我十分希望看到，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过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如果有这样的证据，（我不是说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的活动的证据，而是指直接证实林彪个人直接指挥和策划的证据），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们看到？直到今天，林彪是不是直接策划和指挥了这样一个“政变”，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迷。
至于我自己，就更是既没有参与也丝毫不知道这一个所谓的“政变”。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多，不需要再在这里多说了。当年的确有人想将这个“罪名”扣在我们的头上，但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确切的证据，最后只好放弃了这个企图。在审判即将结束时，《人民日报》曾经简要刊登过我的辩护律师的发言。他已经明确说明：“吴法宪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变以及谋害毛主席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律师的话不属实，如果当时没有经过中央的认可，是不会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另外，在当时参加审判工作的总政部的图门，也谈到：“黄、吴、李、邱参与或知道‘571’工程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谋害毛主席的罪证没有查到。”（见《超级审判》一书。编者注）
说到我这个人，不要说去夺取“最高权力”，就是一般的权力，也从来没有夺过。我在空军的任职，包括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司令员，以至后来的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成员，都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的，都有毛泽东签署的文件，都不是我夺来的。至于中央政治局委员，那是“九大”全体代表按照程序选出来的，也不是我夺来的。
其实，说到夺权，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号召过在全国的夺权。相反，由于林彪、老帅们和我们的反对，在军队中，除了一些文艺团体和部队院校以外，任何军事机关和部队都没有夺过权。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号召过夺权，也从来没有夺过什么权。而毛泽东所号召的全面夺权，那是有大量事实和根据的。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夺权的。
第三、“判决书”里说我“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更是无稽之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参加的只有三个组织——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和军委办事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