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织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联合舰队”。
被告人吴法宪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根据以上的这些所谓“证据”和“罪行”，特别法庭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
对于“特别法庭”认定我犯的这些“反革命罪行”，我认为事实根据不足。对此，我的申诉如下：
一、关于“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这是“判决书”给我定的性。我认为，这不是事实。
众所周知，从法律上讲，犯罪有四个基本要素，一是犯罪主休，二是主观动机，三是实施行为，四是客观后果，缺乏其中的一项，就不能称其为犯罪。在一九九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之前，“反革命罪”是中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而且也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一项罪名。但即使是“反革命罪”，也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的犯罪要素，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是犯罪。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不要说实施行为和客观后果，就是最重要的主观动机这一项，也跟我丝毫沾不上边。
第一、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六十多年来，跟随党、跟随党领导的军队、跟随毛泽东，出生入死，转战南北，为建设人民解放军、创建人民民主政权，奋斗一生。一直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反对党，更不要说反对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辞！六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任何证据、任何言行能够说明，我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动机和目的。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过这样的证据。没有证据，凭什么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
相反，这几十年来，我是一直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对党中央、对毛主度坚信不移，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动摇。直到这几年我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才感到，正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才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第二、判决书说我“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根本不是事实。
先说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问题。不错，林彪在我们党内曾经到过很高的位置，拥有很大的权力。当年，他身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党章上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所拥有的，就算不是“最高权力”，也是“次高的权力”了。但这些权力，都不是林彪夺来的。林彪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我认为主要是两点。
首先是由于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绩。几十年来，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长征中、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林彪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解放军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方面我已经看到了很多书籍和文章，有许多客观的描写和论述。因为林彪的出逃而否定这些，起码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其次，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分不开的。从井冈山起，林彪就一直在毛主席的赏识和提拔下，不断高升。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毛泽东解除彭德怀职务后，亲自提名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让他出来主持军队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决定把刘少奇拉下马，周恩来亲自要我派飞机把林彪接到北京，由毛主席亲自提名，使林彪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事实上的接班人。“九大”期间，毛主席决定在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切，都不是林彪夺权得来的，而是毛主席亲自选择和安排的。
如果所说的“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指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期间我们主张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就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重申如下：
一、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林彪本人想当国家主席，相反，林彪几次说过他本人无意当国家主席。再说当时的国家主席也不是最高权力，毛泽东本人担任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才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事实上，国家主席只不过是一个名誉上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担任这个职务多年，还不是被毛泽东说打倒就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