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陈绥圻才知道这几年孩子们的生活是怎样过来的。新潮转业以后，空军一定要把他分配到湖北农场，这不符合当时对复转军人的政策。为此他在北京上访了三年。这三年，别说收入，就连粮票也是一斤没有。巴璀下乡插队，梦璀在中专学习，都没有收入。因此五个孩子基本上都靠仲秋、京秋在各自农场的三十多元工资费，加上梦璀二十元的生活费维持。
每月仅仅才八十元钱，要维持五个人的生活，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们精打细算，彼此谦让，平时就把钱放在一个抽屉里，谁需要买什么东西就自己去拿，从来就没有人为了钱而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得知了这些情况以后，陈绥圻的心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陈绥圻到达济南后，她除了专心照顾我的生活以外，也一直在集中精力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想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早在一九七九年陈绥圻还在龙虎山茶牧场的时候，她就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一个申诉报告，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自己是“林彪死党”的结论，以及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的决定，请求党组织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
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陈绥圻的问题作了重新结论的批示。根据这一批示精神和一九八二年中央九号文件精神，空军“两案办公室”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九八二年三月、一九八三年七月和一九八八年四月，先后四次对陈绥圻的结论作了复议，并四次派人来与陈绥圻见面。陈绥圻对前三次结论都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出于各种考虑，在一九八八年四月的第四次复议上签了字。空军纪委随即对她作出了“犯了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的结论。
从受到审查之日起到这时，陈绥圻被停止党的组织生活已经十七年。远远超过了留党察看两年的时间。因此在宣布处分的同时，又恢复了她的党籍。随后，陈绥圻又主动交了十多年的党费。
一九九二的八月，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了《关于陈绥圻同志离休的通知》，规定陈绥圻按副师职离休，离休的时间从一九八八年算起。同时，还转发了由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关于授予陈绥圻同志功勋荣誉章的命令》。
到了这个时候，前后经过了二十一年，陈绥圻的问题才总算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在这里，我和陈绥圻对原空军一些领导人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对后来参与多次复议解决陈绥圻问题的军委领导、空军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感谢。应该慎重处理人的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合情理，才能得人心。
五、女儿们
我一共有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养女，他们是儿子吴新潮，女儿吴仲秋、吴京秋（后改名金秋）、吴巴璀、吴梦璀，养女陈采芹。
陈采芹是我妻子陈绥圻哥哥陈子圻的大女儿。一九五O年，陈绥圻的母亲来北京随我们一起住时，采芹也随祖母来到我家，当时还没上小学。一九五三年陈绥圻的母亲病逝，临终时嘱咐我们，要我们把采芹收为养女，把她抚养成人。这样，按照陈绥圻母亲的遗愿，采芹以后就一直留在我们这里，并在我们家里长大，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一九六七年，采芹在空军西安技术学院毕业，分配到空军第三研究所工作。
一九七O年底，经人介绍，采芹同总政秘书处的高瑞荣相识而结婚，后生有一女叫高建平。高瑞荣原是总政副主任田维新的秘书，人很能干，文笔也很好。“九一三事件”以后，因受到我的牵连，在被审查一段时间以后，夫妻俩被转业到高瑞荣的潍坊老家工作。小高在市农委当秘书，采芹在无线电厂当工程师。由于小高因受到我的牵连而被迫转业，心中不平，经常喝一点闷酒。再加上肝脏本来就不好，他突然得了亚急性肝坏死。
一九八四年的春节刚过，我就接到采芹的来信，说高瑞荣病重。不久又接到来信，说高瑞荣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一个非常有才气、有前途的青年，就这样因为政治斗争而送了性命。
我和陈绥圻商量，要她到潍坊去一次，安慰安慰采芹。对于采芹今后的个人问题，第一步先设法把她调到济南来，然后再设法解决其它个人的问题。这样，我们先请求山东省委组织部帮助，将采芹调来济南，在中国电子器材公司山东公司工作。至于她的个人问题，采芹说要为高瑞荣守孝三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她才和山东省体委的罗焕庭成婚，终于又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