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经过清河以后，到了清华大学校园，转到了南面的一个地方。尽管夜间看不清楚，但从外边看来，好像是空军学院。进了院门以后，他们把我关进了一幢楼房的底层。看得出来，这间牢房刚刚经过一番修整，安装了铁门和铁窗，加强了防卫。牢房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脸盆架，一个热水瓶和一个杯子，还给我两条新的毛巾。屋子里比较暖和，床上还铺了两条褥子，还有两条被子。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感到特别舒服。

    

    虽然从牢房里看不到外面，但是空军学院我是十分熟悉的，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地来过这里。这里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熟悉。当初修建空军学院的时候，是刘亚楼司令员和我共同多次地考察，又同北京市的彭真市长商量，批准建设的，一共修建了三年，开办以来，在这里训练了无数的空军干部。没有想到我亲手建设的空军学院，竟然成了特别法庭审判我的地方。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思绪万千，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看守我们的人员都穿着解放军的军装，态度比较好。战士们告诉我，他们是总政保卫队的。

    

    早饭以后不久，就有人叫我去“放风”。一到外面，看到楼房和广场，我更加肯定无疑了。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用芦苇围起来的圈内活动。这个地方，空气不错，比秦城监狱来说要好多了。保卫队的战士有时还主动跟我说说话，我的心里也觉得开朗了一些。

    

    但是，负责管理我的，仍然是公安部的一个处长，我没有见到总政保卫部另外派人来。这个处长对我的态度不错，他要我把心情放开，不要增加负担，要吃好饭、睡好觉，法庭问什么就答什么，还问我带的衣服够不够等。到了下午，三O一医院的大夫、护士又不断进出我的房间，仔细地为我检查身体。

    

    这里的伙食改善得很好。早上有牛奶、油条、稀饭、鸡蛋，中午和晚上是两菜一汤，外加桔子、苹果等水果。管理伙食的是一个老大爷，每顿饭都是他送来的。他说他以认识我。对他，我只能深深地表示谢意。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天都没有什么动静。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宁焕星和另一个人来牢房里告诉我说，下午三点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准备开庭，要我准备一下，到时候不要紧张，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他们还告诉我，准备坐车先到法庭的侧门下车，在传讯室里等候，等到开庭时再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就坐。在法庭上要一切听从指挥，台下还有旁听的观众，但是要我放心，他们是守纪律的，因为已经印有法庭的规则。他们两人对我的态度不错。

    

    大约下午两点半，管理人员来叫我起床。出门坐上车，看见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跟着我。在车上，他们几次数我的脉搏和心跳。他们还要给我吃镇静药，我拒绝了。从牢房到法庭将近一公里，路的两边，站着许多人，主要是空军指战员。我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

    

    下午三时，准时开庭，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三名副庭长，以及审判员出庭，做法庭调查。我看到在坐的还有黄火青和伍修权，这些人都是我过去的同事，现在他们成了法官，我成了囚徒。还有其他的一些我过去的部下，如黄玉昆和空军的几个人。

    

    法庭调查一开始，就问我关于林立果到空军的问题，问我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是不是事实？这还用问吗？空军党委的文件，白纸黑字，十几年了，谁没有见过？

    

    接着，审判员又问：“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和指挥”，这句话是不是我讲的。我回答：“是”。这时，法庭用一个机器，在屏幕上打出了一九七O年七月六日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记录。在这个会议上，周宇驰说：“吴司令曾经说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和指挥。”

    

    接下来，法庭又宣布空军政委王辉球的证词。王辉球的证词，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可以调动一切这句话是吴法宪提出来的，他当面就向我说过两次。”听到王辉球的这个说法，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单独谈过关于“两个一切”的问题。一九七O年六月下旬，周恩来派我到成都，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参加成昆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参加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出钢典礼。出发的前一天，我把王辉球叫到西山，告诉他，我要出发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要他主持好空军的工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黄永胜请示，也可以向林彪请示。我还告诉他，如果找不到林彪，可以通过林立果去找。但是，我绝没有向王辉球讲过“两个一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