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九日晚饭以后，监狱管理员来通知我，说当晚就去北京城里，准备受审，要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在监狱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拾的呢，无非是些洗脸用具和一身衣服而已。在思想上准备着此一去就不复返了，反正怎么处理，都随便吧。
那天大概是晚上八点钟左右，管理员来叫我了。他带我走过一段很长的走廊，下楼出了小门。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记者在给我录像、照相，我又经受了一次次的强光照射。但是我是个囚犯，无法对他们提出异议。
一出大门，就坐上了一辆卧车。我坐在后排的中间，两边各有一名警察。前排是司机和管理员。在我坐的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戒车。我是一个囚徒，居然独占了三辆车，待遇比我在工作岗位上还高。
一路上，只见一条长蛇阵似的车队，有秩序地鱼贯而行。真壮观呀，每个“主犯”三辆车，十名“主犯”就是三十辆车。再加上指挥车、警卫车、救护车，总共大约有五十多辆车。过去任何国宾来访的场面都没有这样的规模呀！
从秦城到北京城，大约走了一个半小时。车队走的不是正路，一路上弯弯曲曲地不知道走的是什么线路。一直到了东长安街，我才认出路来。等车进了东交民巷后院，我才发觉是到了公安部礼堂。
我的车在公安部礼堂边的一排小屋前停了下来，我被带进里面一间有暖气的小屋子里，里面除了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外面的一间屋子里，住着看守人员。
我进了屋子以后，有个医生进来问我的身体情况，还给我量了血压。我问医生我的血压有多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只是问我要不要吃药。我心里想，我问你血压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要不要吃药呢？由于当时我对自己的身体感觉还是比较好，就没有要药吃。接着，看守人员就催我睡觉。我好像是似非睡、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们给我送来了早饭。看来伙食还不错，有鸡蛋、面包等，比在秦城监狱要好。看来是要我们在审判期间保养好身体，以给国内外一个保养良好的印象。
上午，有公安部和法庭的工作人员来来往往，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份法庭规则。这是为了维护法庭的正常秩序和安全而作出的一些规定，与我们这些受审的人员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可以不必叫我们知道。
吃过午饭后不久，法警就叫我们准备到庭。从我住的那间房到法庭其实只有百把米远，但是走几步，他们就叫我们停一下，这样走走停停地转过了一个巷子，才进入到公安部礼堂的候审室。我又在那里等了个把小时，就由法警将我押到礼堂的后门，取下我的帽子，押到被告席上就座。
我看了看台上的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少数几个人我是认识的。这几个人中，有的过去是我的同事，有的是我的部下。他们个个正襟危坐，表情十分严肃，也看得出他们比较紧张。
十名“主犯”，离得远的我没有看清楚，只是发觉我的右边是黄永胜，左边是李作鹏。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押上来的。
宣布开庭以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宣读完毕，就叫我们退庭，返回原押的地点。晚饭以后不久，就通知我们立即乘车返回秦城监狱，等待再一次受审。
一回到秦城监狱，只觉得牢房非常冷。一进了牢房，我就立刻躺下睡了。但是千千万万的事一时间在我脑子里不断地翻腾，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我心想，一定要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想一想，究竟哪些是错，哪些是罪行，哪些事情是当时特定条件下无法避免的，哪些事情是出于失误造成的。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地辩护一下，但是我又想，辩护又有什么用，在那样的情况下，一切都定好了，只是要我们走一下过场而已。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晚饭前，管理员告诉我，晚上准备到城里受审，这一次在城里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要我作好准备，带好随身所用的东西。说话之间，他给了我一把剃刀，要我刮一刮胡子。
天黑以后，管理员带我到了楼下，又遇到一些记者给照相。上了车以后，车队向城里开去。这次的车子似乎比上一次减少了一半，但依然是浩浩荡荡。这一次，车队没有驶向公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