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父亲详细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问了妈妈的情况，还问到了采芹和仲秋爱人的情况。我们也问父亲生活的情况，他只是苦笑了一下，闭口不谈。我们知道，这方面监狱有规定，不让说，但是我们看得出来，父亲在里面就是“犯人”的待遇。父亲要我们好好学习，遵纪守法，互相帮助，搞好生活。

    

    看到父亲饱经风霜的面孔，想到监狱里面的生活，我们想抓紧时间让父亲吃点东西，也享受一点人间的生活，我们有的剥水果，有的拿点心，一个劲地往父亲嘴里塞。父亲不住地说，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了，说得我们的心里一阵阵地发酸。我们想尽量让父亲多吃点，可是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父亲又能吃得了多少呢？

    

    我们注意看了一下父亲穿的衣服，发现里面的棉衣脏得很，于是就问父亲有没有干净的衣服。父亲连连说有，说是由于棉衣棉被都要自己拆洗，他的年纪大了，动作困难，懒得动，也就凑合了。父亲还说：在里面，不仅钢笔和手表被收走了，为了防止“犯人”自杀，连皮带也都给收走了 。裤子是用两根两寸来长的绳子钉在两边系上的，就像是农村老人穿的“缅裆裤”。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每天放一次“风”，吃饭是监管人员从铁门里递进来的。每天可以看报纸，看看革命小说，而他经过上面的批准可以听广播，给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另外，还批准他可以学习英语。这些待遇，监管的同志说，都是其他“犯人”没有的特殊待遇。

    

    父亲还悄悄告诉我们，在里面关了许多人，但是天天“放风”，出出进进的，却从没有见到过任何其他的犯人。在这里面，人都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的代号叫“七六O二 ”。我想，这大概是指一九七六年被关进去的二号人物。父亲还说，他这是第一次走到监狱的墙外，他悄悄数了数，一共经过了十三道铁门。这些话，我想隔壁房间的人员是都听到了，但是他们没有来干涉，装聋作哑了。

    

    我们和父亲会面的房间里没有监管人 员，但是我知道这里有窃听器，因为我出去上厕所时，看见了公安人员拿着报话机闪进了隔壁的房间。我想，让他们听吧，让他们去向领导汇报吧，父亲的一切，党中央都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很担心父亲的身体，父亲说，他有过几次发烧感冒，还有一次得了胆囊炎，被送到了北京医院检查，以后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手术是吴蔚然教授亲自主持的。父亲说着还掀起了衣服给我们看了伤疤，刀口大约有十几公分长。父亲说：你们放心吧，监狱里面是定期检查身体，如果有病，里面有医生、有药，不要紧。他们也怕我们死在监狱里。

    

    我们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说，父亲也好像有许多情况要问我们，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黄妙龄同志两次来提醒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向黄妙龄同志提出要求，说父亲没有吃完的东西，希望能让父亲带进监狱去，让他能多吃两天。她去请示了一下，回来表示说可以，但是东西要交给监管人员保管，尽快吃完。

    

    时间到了，监管人员要送父亲回牢房，我们一起搀扶着父亲，强忍着眼里的泪水和心中的不平，目送他蹒跚离去。然后，趁着黄昏，我们离开了这座名闻天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监狱”。

    

    一路上，大家的心中都无法平静，但谁都没有说话。因为，这里关押着我们的父亲，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浴血奋战过的父亲，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日日夜夜拼命工作的父亲。作为前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他在这里坐牢，为人受过，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啊！

    十、公审

    

    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派人来向我宣布说，对我们的案件，要重新进行审查。这个消息对长期处于囚禁状态，而且无人过问的我来说，无疑是带来了一线希望。我心里想，这难道是彻底清查我们的问题，然后给予适当处理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吗？

    

    这之后，一直到一九八O年七月为止，专案组先后对我进行了十五次审问。审问的内容几乎和过去是一样的，只是参加审问的人变了，都是新的面孔，是我过去没有见过的。

    

    他们的这次审理，是从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开始，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问了一遍，其详细程度是空前的。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实事求是地把所有的问题都讲了一遍。

    

    有一个问题使我受到了教育。在一九七二的的三月，中央专案组的人，怀疑我在七一年八月八日晚上到叶群那里是否涉及到政变的问题。当时在场还有邱会作和胡敏。这个问题当时的审问人员对我施行了高压，为了诱供，他们说：邱会作和胡敏都已经交代了，我不交代就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我承认了他们要我说的一些话，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