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黄永胜回国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会以前，毛泽东对我们说：“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历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不久，江青到了场，毛泽东就再没有说这件事情了。

    

    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我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不断地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当晚十一点就散会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左右，我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间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他，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好，就是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

    

    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汪东兴也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这件事情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江青对我们的不满，林彪看得很清楚。一次林彪对我说：“江青说了，第一步是拿掉杨成武，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还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主席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接着，一九六八年五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样了！”黄永胜有个秘书叫李必达的，原来是温玉成的秘书。他这个人很有心计，平时对我们说的话都暗中留意，听到我们说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写成个小“小报告”，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他把这个“小报告”送到温玉成那里，温玉成便转交给江青。之后，江青又将这个“小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转交给了林彪。林彪就又转交给了黄永胜。

    

    黄永胜看了这份“小报告”，十分生气，认为温玉成太绝情，竟然在我们中间使用特务手段，把这样的报告送给江青，险些酿成大祸。于是他和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