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接着，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毛主席还说：“至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毛泽东和林彪走后，周恩来继续主持我们开会。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很强，考虑问题非常周密。在他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讨论和决定了五个问题：

    

    第一、要我立即派飞机去广州，最迟要在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来。黄永胜到北京以后，只准我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回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他谈话。

    

    第二、通知李作鹏和邱会作两个人，带领中央警衛團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跟他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来，由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同时准备飞机把傅崇碧送到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衛局副局长杨德中带领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我问周恩来说：“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周恩来说：“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代杨德中带警卫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要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

    

    第五、决定于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布置完这些事情以后，就要我先回空军大院，一是安排飞机到广州接黄永胜，二是协助杨德中逮捕余立金。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立即通知指挥所安排飞机，同时给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奉命转告他，说中央决定要他立即到北京来，飞机可能很快就到广州，请他作好准备，等飞机一到，就立即随机前来北京。

    

    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我家里来。这个时候，杨德中也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商量好，由他带领警卫团的人在我家的院子里等候，等余立金一来，就执行逮捕任务。接着，我要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他到我家里来一下，说我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逮搜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

    

    接着，我又通知空军党办和空政保卫部对余立金的家进行搜查和监视。这时，余立金的秘书打电话到杨成武家里，说，吴司令半夜里把余立金政委抓走了，想问问杨成武，这是不是吴法宪搞的政变。当时杨成武正在睡觉，只是秘书听到了这个情况，没有惊动杨成武。

    

    大约就在这时，由李作鹏和邱会作带的部队也到了杨成武的家，把杨成武带到了人民大会堂。以后听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起，他们到杨成武家，要杨成武跟他们走时，杨成武还以为是我伙同李、邱在搞政变呢。

    

    我把两件事情办完以后，就又回到了人民大会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