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此时李必成仍然不死心，在被送往广州的飞机上，他又悄悄地把一个《毛主席语录》本丢在他的座位底下，上边写了几行字，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希望检到这个语录本的人，能把它送给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飞机到达广州以后，机上的服务员在搞卫生时，检到了这个语录本，回到北京就立即交给了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胡萍又交给了我，我马上转给了黄永胜。
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这一事件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潮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三、八届十二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说：“关于‘九大’开会的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原定在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以前召开的“九大”，没有开起来。于是，毛泽东提议，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并将这个会议作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中央全会，全会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五人，但实际上只到了五十九人。在没有出席的一百三十六人里面，除了有十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打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七十四人。所以，实际与会人数为一百三十三人。
在十月十三日的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共三项：一、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进行专案审查，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面前的敌人很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要困难得多。问题是犯了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都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