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稍事休息以后，江青和杨成武组织了一帮秘书来到会场。这些秘书一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到陈再道、钟汉华面前示威，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赶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七二O事件”。在责问过程中，就有人对陈、钟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陈再道。
到了下午再开会时，会议的气氛就更凶了。我同陈再道以前很少交往，对“七二O事件”也不够了解，本来不准备发言，但是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得我气往上冲。这件事，就是我前面说的周恩来专机改降山坡机场的事情。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一气之下，我就冲到了陈再道的面前，训斥他说：“你弄来那么多的群众，占领了机场，结果总理的飞机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恩来责怪我说：“你怎么打人哪！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危险哪！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涉及到我，我就要批评你。”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意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我就对周恩来说：“打人是不对的，总理你就批评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公开批评我打人是不对的。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接受周恩来的批评。从那以后，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作任何发言。后来，当周恩来要我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
事过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过于鲁莽。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百万群众的行动，岂是一两个人控制得了的？群众冲进了机场，又与陈再道何干？设身处地想一想，陈再道应该也是不愿意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七二O事件”这样严重后果的。我想，事情闹成后来那样，恐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现在形势好了，军队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现在看来，“七二O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
二十五、逮捕王、关、戚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自“文革”开始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一直都非常活跃，真正算得上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几个风云人物。尤其在武汉“七二O事件”后，王力等人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可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我突然听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康生谈起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当然，王、关、戚都没有到场。
江青首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表现不好，有野心。他们想搞掉三个常委，问题很大，错误严重。”江青所说的三个常委是谁呢？后来我才搞清楚，是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三个人。但是，王、关、戚三人具体是怎么想搞掉三个常委，有些什么最严重的错误？会上并没有细说。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王、关、戚的倒台，大致上与一九六七年的这几件事情有关。
第一件事情，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华社送审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里，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接着，在八月一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里，也提出要“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响遍了全国各地，促使全国范围内的反军、乱军事件不断发展，有的地方发展到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有的野战军甚至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提出要“还我长城”。
第二件事情，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事件。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