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九大以前中央的一种集体领导形式。一般是用文件的形式将所讨论的问题报告毛主席。但有的时候，由毛主席直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也不少。林彪因为身体的关系，除了毛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以外，很少参加会议，都是由叶群代替他参加会议。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相反，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傲慢。我记得，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你过去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不感兴趣，现在该相信我们了吧，我们还是能处理一些问题的吧。”

    

    周恩来说：“当然啰，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威信很高，钓鱼台是我们为招待外国元首而修建的，现在让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办公地点，这是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一种尊重。”

    

    江青说：“你们现在也是无实可待，闲着可惜，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早就建议你和我们合作，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但你就是不听，硬要维持你那个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一直到会议开不成了，你才来钓鱼台。这个教训，你是应该吸取的吧。”接下来她又说：“你想和我们中央文革唱对台戏，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都搞‘文化大革命’，只有中央文革的旗号才打得响。你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合理又合法的。”

    

    还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会，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人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

    

    听到这里，所有到会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会场一片寂静。等了一会，康生才说：“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恩来只好点头称是。江青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沉默无语，很难表示什么。

    

    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感到难过。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德高望重，是我们心里非常敬佩的领袖之一。而江青是狐假虎威而已。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

    

    我相信，别人对此也有看法。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我，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我们，周恩来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时，林彪曾明确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支持。”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除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外，就是江青和康生在起作用。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都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谁不听她的，在中央文革就呆不了几天，甚至会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傲慢。因此，每次碰头会上，我们基本上只有反映情况、听取命令以及具体贯彻执行的权利。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时间不长，我就开始感到紧张、疲劳和力不从心。因为我们要经常接见各地的造反派，处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问题，我对地方的问题本来就不熟悉，每次接见基本上都是陪衬。时间一长，我感到非常厌倦。

    

    有一段时间，杨成武经常不去参加会议，他要我参加会议以后，向他汇报情况就行了。可江青抓得很紧，每次都要追问我，我只好替他打圆场说：“杨代总长的身体不好，要我代为请假。”

    

    在当时，我除了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之外，还一直担任着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工作相当忙。每天中午起床以后，都是先抓紧时间处理一下空军的事情。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们说，这是“搞点自留地”，下午去做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晚上再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至于我担任的副总参谋长职务，那基本上是挂名的，总参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但空军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一点也不敢疏忽。这样一来，弄得我每天精神都非常紧张。

    

    

    二十四、武汉“七二O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市发生了一场反对和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谢富治的事情。这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