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毛泽东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九六七年八月，经毛泽东提议，李先念被吸收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后来，又吸收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参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不过，这些老帅和副总理虽然参加了会议，但却极少发言，显得十分严肃和谨慎。另外，毛泽东几次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时，这些老同志也都参加 接见，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较靠前。
但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叶剑英在北京西山的宿舍再一次被围，参加围困的人有数千人之多，主要是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这些人分乘七十多辆汽车，来到西山中央军委的驻地安营扎寨，树起了数十面红旗，日夜轮流呼喊口号，要叶剑英出面回答问题。林彪很快就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一直没有动静。一直到五月三日，毛泽东才委托黄永胜代表他去西山做工作，命令围困叶剑英家的学生和造反派各自撤回原单位。经过黄永胜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工作，那些学生和造反派才逐渐撤离西山，事情才告一段落。
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向家里的工作人员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他还告诉我们，他夫人张茜上班还没回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
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谁反对过毛主席，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徐海东就是个例子。
徐海东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红军时期曾经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相继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鄂、豫、皖地区，在陕北和江北地区都立有赫赫战功。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他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全国人大以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到了“第一线”，而毛泽东则退到了“第二线”。就在这个时候，听说徐海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主席见到这封信很不满意，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理过徐海东。
徐海东以后就长期休养。他最初是住在总参谋部。当时，一些在北京的老部下经常前去看他。我因为长期在新四军三师工作，这支部队里的八旅、十旅都是在红二十五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他很有感情，也经常去看他。后来他转到大连休养，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还曾以老部下的名义，帮助他解决了一些问题。为此，他还送给我一个很好的白玉印章作为答谢。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我原以为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中全会上，又掀起了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而且调子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怀仁堂会议。
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讨论和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工作而召开的。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有：代表名额的分配、选举的办法，修改党章以及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当这些问题讨论和决定以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他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
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