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们空军进行了多次国土防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岛击落A—3B攻击机一架；五月在云南马关击伤RB—66型侦察机一架；九月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击伤F—105型战斗机两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广西板兴击落F—4B战斗机两架；五月在广西峒中击落F—4B战斗机两架；八月在广西隘店击落A—6A攻击机两架（这三次在广西的战斗，后来被称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击落U—2侦察机一架。此外，我们还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我们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余架，而我们仅损失一架飞机。

    

    “文化大革命”以后，击落、击伤敌机情况和跑飞机、摔飞机等重大事故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样乱的情况下，我们整个空军部队都没有跑飞机，也没有摔过大飞机（包括民航在内），事故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还取得了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的胜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空军机关、部队以及广大空军指战员共同努力下，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保证了战备、防空作战和“三支两军”任务的完成。这些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也是不应该抹杀的。

    

    关于一九六七的一月十三日这次在福建上空击落敌机的情况，我当即报告了林彪、周恩来以及叶剑英。消息传到中央以后，江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保我。

    

    就在击落台湾国民党飞机的当天下午，叶群派秘书郭连凯在西郊机场找到我。郭连凯对我说：“江青已经决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保你出来正常工作，但是要准备揪出刘震、成钧、何廷一。”他向我解释说，揪出刘震、成钧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见。郭连凯还说，叶群要他告诉我一下这个情况，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叶群要我简要写几条关于刘、成、何的错误，以便转交江青，让她讲话时作参考。我当即按照郭连凯转达的叶群意见，简单写了几条，交给他带走了。

    

    当天晚上，江青、关峰接见了空军院校的造反派。当时我不在场，江青讲话的内容，是第二天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给我的。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战绩，同时点了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名。江青说：“空军的同志们，你们的斗争方向错了，你们不应当指向吴法宪，而应当指向刘、成、何，他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空军搞地下活动，进行罢官夺权的主要人物。”

    

    江青讲话的第二天，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满了空军大院，甚至贴上了北京街头。就这样，江青的一句话，刘震等人就被打倒了。虽然江青说了要保我，但我还是出不来，因为我的检讨造反派通不过。他们说：“吴法宪必须再检讨。”结果我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参加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的师生，都在两千人左右。这三次批斗大会，他们都让我一直站着，不准坐下，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让我坐在地上。

    

    三次检讨作完，总算是让我过了关。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的头头，才开始到京西宾馆找我汇报和商量工作。以后，又经过他们半个多月的工作，大约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组织“红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组织“红愚公”出面，组织了一千多人在营建礼堂开了一个大会，“热烈欢迎”我回空军大院主持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造反派来成天揪斗我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应该在这里说一下，这就是成钧被逮捕的事情。这件事与我有关，也是我感到特别对不起成钧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被江青点名以后，刘震、成钧、何廷一“靠边站”了。成钧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检讨字数不多，却反映了他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他在检讨里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整二、四方面军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钧的这份检讨交上来后，我看完就与余立金商量，共同签名将成钧的这份检讨送给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批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传阅。于是，成钧的这份检讨就到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的手里。康生看完后，大笔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认为：“检讨中有些话是反动的，例如说，文革是一种宗派斗争，这是对文革的一种污蔑，是以检讨名义借机放毒。这个人是反革命，必须予以逮捕。”（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当时我要空军党办复印后存空司档案室）。康生那个时候是中央常委，他这样一批，问题就严重了。文件又转到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那里，他们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见。

    

    余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亲自跑到京西宾馆来找我，问怎么办。我一看，事情到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