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不到万一他绝不会轻易说出来。他在给何之瑜的信中，谈到国民党当局曾派密探到何任教的江津九中侦探陈独秀的情况时“他们愿探的三件（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注）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他嘱咐何之瑜“不必谨慎过度。”
以上两种说法都有成立的可能，只是由于当事人都已过世，该案自然也就成了难以解说的千古之谜，何时能揭开谜底也成了一个疑问。
４
陈独秀早年便患有胃肠病，长期的革命生涯，漂泊各地，生活无规律，使他的胃肠病更加严重。再加上长达五年的监狱生活，使陈独秀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出狱后他又患上了顽症——高血压和心脏病。入川后，主要靠亲朋好友资助接济才能勉强度日的陈独秀，自然也拿不出余钱来治病，使得晚年的陈独秀饱受胃肠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人常见的病痛折磨。
陈独秀离开江津县城住到鹤山坪后，好友邓仲纯隔三差五的就来为陈免费看一次病，或者陈到县城去。有时，陈独秀也到重庆去检查身体，顺便带点药回来吃。１９４０年，北大同学会曾请重庆名医为他诊断，医生检查后说，陈独秀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了３年。尽管大家都瞒着陈独秀，但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当时，他几乎每月都给杨鹏升写信，经常在信中说“两耳轰鸣”、“血压又涨”、“头昏眼花”之类的话，可以想像陈独秀当时遭受病痛的折磨是多么严重。
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５日，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的胡适，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的近况。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迫，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
同年春天的一天，江津县长罗宗文来拜访陈独秀，听陈说患有心脏病后，告诉他当地有一种说法，玉米缨能治心脏病。陈独秀这天很高兴，还为罗题了一幅唐代诗人杜甫《曲江对酌》中的一首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随后，陈独秀便经常托人从乡里弄些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缨来煎水喝。后来，陈独秀又从当地的老中医那里打听到一民间偏方，蚕豆花泡水喝，可以治疗高血压。他又想方设法找人或自己与潘兰珍去摘些蚕豆花来，晒干了泡水服用。想不到的是，正是蚕豆花最后要了陈独秀的命。
转眼之间，就到了１９４２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也是陈独秀走完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年。
年初的时候，陈独秀在向好友杨鹏升抱怨江津的物价太贵，加之天气炎热，对身体不利，因此他曾一度打算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贵阳生活，但陈独秀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未能如愿。
春天的江津，常常是春雨绵绵，浓雾缭绕，空气中透着一股发霉的潮湿气味。入春以来，陈独秀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头昏目眩，偶尔还伴有高烧，一睡下就不想起来。起初他还以为是犯春困了，并没怎么在意，他想尽快完成早已想好的几篇文章。但他每次写起来又感到精力不济，写写停停，而不像以往那样下笔如有神助文如泉涌了。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怕是难得熬过今年了，真是天不济年啊！
５月１０日上午，陈独秀起来的很晚，感觉到头有些昏昏沉沉，于是叫潘兰珍去煎一碗前几天刚摘回来的蚕豆花水喝。喝下蚕豆花水后，他顿时感到腹胀难受，他苦皱着眉头，连叫了几声。以前，他喝蚕豆花水时，可从未有过这种现象。潘兰珍有些急了，把剩下的蚕豆花拿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由于这几天阴雨不断，前些天刚摘回来的蚕豆花浸雨后晾在外边一直未干，竟然长霉了。难怪陈独秀喝了后感到肚子不适。当晚，陈独秀越来越感到腹胀疼痛难忍，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未能入睡。
躺在床上休息了两天后，陈独秀感觉好了一些，便没有再去留意。陈独秀便起身给何之瑜写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