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诗中抒发了陈独秀万念俱灰、悲观忧郁的心情，他一生奔波革命，而大半政治生涯归于失败，如果就这样客死异乡，倒不如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而后快。
３
１９３９年７月，因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江津县城形势更加紧张，加之潘兰珍与邓仲纯的妻子不和，陈独秀决定到离县城约１０公里的鹤山坪帮杨家整理遗书。起初，住在施家大院，后搬入杨家的石墙院居住。陈独秀和潘兰珍住在石墙院左边的一间偏房，作为卧室。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房屋很高大，但屋顶没有天花板，地面是潮湿的泥地，一到下雨的天气，便满屋漏水。看到陈独秀和潘兰珍住得很拥挤，于是杨家又腾出一间约２０平方米的房子，给陈独秀做书房。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陈独秀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时光。
鹤山坪距离江津县城较远，虽然偏僻了点，但还安静。陈独秀在整理杨氏遗书之余，偶尔也帮潘兰珍种种菜，两人倒也相安无事，老夫少妻其乐融融，与邻里关系也还处得不错。但想不到的是，本来就落难于此穷乡僻壤之地，家徒四壁的陈独秀还遭遇了一场颇为蹊跷的被盗事件。
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江津县警察局突然接到鹤山坪所在的五举乡政府的报案，称住石墙院的陈独秀寓所被盗。当时，陈独秀正在江津县城邓仲纯所开的“延年医院”看病，本打算在县城住几天才走，想不到刚离开两天就被盗。听到家中失窃的消息后，陈独秀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潘兰珍更是不知所措。于是，两人当即决定赶回鹤山坪石墙院。
陈独秀和潘兰珍急匆匆赶到了鹤山坪，推开家门一看，屋里满目狼藉，翻箱倒柜，仅有的一点东西散落一地，装着换洗衣服的皮箱被敲开，值钱的衣服都被拿走。陈独秀多年来写的书稿不翼而飞，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印章也没有了。陈独秀仔细一看，原来窃贼是从卧室南面
的窗子爬进来的，窗门也被敲破，桌上还留下脚印。在失窃的东西中，惟有书稿和印章是陈独秀的心爱之物，也最为感到痛心的。潘兰珍见此情景后，气不打一处来，大骂窃贼狼心狗肺，有眼不识，不去偷富豪之家，竟然还来偷已经是一贫如洗的陈独秀。但气归气，骂归骂，七零八落的东西还得两人去收拾整理。收拾停当后，陈独秀当晚就给好友杨鹏升写信，告知家中失窃一事。“窃去衣物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书之草稿，殊为可惜也！”还抱怨这里“盗风太炽”。
江津县警察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鹤山坪调查，但查来查去，始终未能将盗窃犯抓获，只是将失窃衣物大多归还，而陈独秀最钟爱的印章及呕心沥血写出的书稿却“杳如黄鹤”，无影无踪。当很多好友获悉此事后，纷纷前来安慰陈独秀。他表面上不失幽默风趣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但内心里却极为伤心、抑郁，一连七八个月都无心写作，除给杨鹏升写写信之外，就连杨要陈为其父写墓志铭也迟迟未动笔。直到潘兰珍一再提醒，陈独秀才在该年的１０月份写信告诉杨，墓志铭已写好。
该案一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才告破，据窃贼交代，当他们打开箱子时，发现是书稿和各类文件时，担心暴露自己，于是便一把火烧了，但印章却始终未能如愿归还陈独秀。这一失窃案有些离奇，疑点也较多，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有关该案发生的原因，长期以来就有两种说法。
一是树大招风，引贼入室。陈独秀入住江津后，虽一贫如洗穷得叮当响，有时甚至揭不开锅，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就连柏文蔚将军赠送的贵重皮袍也进了当铺，房东杨老太太还买过潘兰珍的旗袍等衣物。但是，陈独秀毕竟名气大，就连本县最大的官——县太爷新上任都得去拜访他，而且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如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戴笠、胡宗南等人都先后去拜见他，与陈来往的又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富豪名绅。因此，在一般人看来，陈家即便不是家财万贯，也至少是富裕人家，箱子里装的肯定是非金即银。岂料，翻开箱子看时，却都是些破旧的换洗衣服，不值几个钱，让窃贼大失所望。所以，当江津县警察局侦查此案时，衣物大多追了回来。
一说是国民党特务策划了此案。陈独秀曾是国民党政府通缉了多年的共产党要犯，三年前才从南京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他的一举一动自然都是国民党特别关注的。陈独秀入川后，不在重庆住，也不在江津县城住，偏偏要跑到远离县城的鹤山坪来住，隐居山林，引起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