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虽然晚景凄凉，但陈独秀依然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安贫乐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美德，并没有因为贫病交加而甘于堕落，出卖自己的灵魂，显示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不屈的铮铮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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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一生轻钱财，重感情，十分珍视亲朋友情，虽因性情急躁，爱憎分明，得罪过不少的人，但了解他的人却无一例外地称赞其不拘小节、不耍阴谋诡计，是极为重感情性情中人。因此，陈独秀一生门生故旧遍布天下。１９３９年继母谢氏以及１９４０年对陈独秀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和大姐的相继去世，给处于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在情感上的打击尤为巨大。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陈独秀的继母谢氏因病在江津病逝，终年７８岁。
陈独秀的祖父人称白胡子爹爹的陈章旭，一生育有四子一女，只有陈独秀父亲陈衍中生有两子两女，因此陈独秀自幼便过继给了叔叔陈昔凡为子。陈昔凡长期在外做官，继母谢氏未曾生育，视陈独秀如己出，关爱有加。陈昔凡死后，陈独秀在外从事革命，全家主要靠她和高晓岚操持。由于屡经陈独秀外出革命而祸及家庭尤其是两个孙子延年、乔年的牺牲，使得她焦虑成疾而导致双目失明。１９３８年６月底，在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护送下，谢氏从安庆到武汉，并随陈独秀一起入川。８月与陈独秀和潘兰珍一起住在了邓仲纯家。同年冬天谢氏摔了一跤后，便卧床不起。次年３月２２日因医治无效去世。此时，陈独秀身无分文，幸得安徽同乡好友潘赞化、方孝远等及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解囊相助，才办理完谢氏的丧事。
陈独秀安葬了继母谢氏后，久久不能从悲痛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没精打采，经常呆呆地坐着。想到自己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未能为母亲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反而多次让继母担惊受怕，继母死后又全赖朋友的帮助才得以入土为安。继母对自己可谓恩重如山，然而，自己却无以为报。想到伤心难忍处，陈独秀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心中充满了对死去亲人的愧疚和伤心之情。
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多日足不出户，不见外人。在给好友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深沉地表达了他此时悲恸欲绝的心情：
“弟遭丧母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
陈独秀当年以反封建礼教著称于世，几十年之后，继母谢氏去世，他也披麻戴孝，遵守中国人传统的“丧制”，以尽孝道，寄托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所以，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又说道：“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仅仅一年后，蔡元培的去世，又给刚从丧亲之痛解脱出来的陈独秀以很大的打击。
蔡元培，字孑民，１８６７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光复会，在上海创办《警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使北大一时成为全国新旧思想汇集的中心。他上任仅两周便慧眼识珠，聘请因创办《新青年》而名声大噪的陈独秀出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当时，蔡元培、陈独秀与随后进人北大任教的胡适（１８９１年生），一起号称北大的３只兔子（因３人年龄彼此正好相差一轮，同属兔，故有此称）。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陈独秀被捕入狱，蔡元培约集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等八位文化界名人联名致信南京国民党政府，援救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期间，蔡元培不仅前去探望，而且送钱物给牢狱中的陈独秀。陈入川后，生活窘困，蔡元培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陈独秀力所能及的资助。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７３岁。
陈独秀从报纸上得悉蔡元培去世的噩耗后，心情十分悲痛。日，他在给好友台静农教授的信中说“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几天后，何之瑜来坐，谈到蔡元培的去世时，何建议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