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多次接到一不留姓名者寄来的钱，都一再表示一旦知悉，将全部奉还。第二，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除非以“北大同学会”名义）或共产党的叛徒，即使并非政治拉拢而是出于同情赠送的，也一概坚决拒绝。当年北大学生，此时已有不少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一些人不忍心看到昔日老师如今生活困苦，想资助陈改善生活，陈独秀认为是嗟来之食，会玷污他的名声，拒不接受。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亲自送钱给陈，他坚持不接受，让罗、傅两人十分难堪。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①朱家骅也曾汇一张２００元的支票给陈，他毫不犹豫地原封不动寄还，朱又托张国焘转送，陈仍不受，再找郑学稼寄送，陈独秀还是拒绝了。早年曾为共产党员、后叛逃国民党的任卓宣汇寄５０００元给陈，不久就被退回。②第三，绝不曲阿奉迎，丧失做人原则。陈独秀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经同在江津的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报国民党教育部后，教育部长陈立夫答应出版以作为国文教师的参考书。

    

    ①郑学稼，《陈独秀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②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陈立夫在审查书稿后，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要求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听说后，十分生气地说道：“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陈可忠见陈独秀坚持不改，怕得罪陈立夫，因而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只好对陈独秀说一直在筹集刻书费用，但前后分两次寄来１００００元预付款，后来也再没有来索要。但陈独秀到临终时，也未动用一分钱，还叮嘱潘兰珍：钱不能用，更不能拿《小学识字教本》去卖钱。

    

    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接济和帮助晚年陈独秀最多的“北大同学会”和杨鹏升。

    

    “北大同学会”是由当年任教或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政府官员组织成立的联谊会，旨在加强与分布于海内外的北大校友的联络。曾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此时桃李遍天下，有的甚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前面提到的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等人，想接济晚景凄凉的陈独秀，但又担心陈的犟脾气，弄不好还会挨一顿臭骂，于是纷纷通过“北大同学会”来资助陈独秀，这样一来陈也不好拒绝了。当时，“北大同学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的生活费３００元，而且还具体委托罗汉照顾陈入川后的生活。罗汉在１９３９年５月的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后，该会又委托何之瑜（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罗、何两人尊师如父，悉心照料，假如没有“北大同学会”和他们两人不辞辛劳的照顾，晚年的陈独秀可能会更加凄惨。

    

    陈独秀未曾就读过北京大学，但１９１７年初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文科学长，在北大呆了两年，因而对北大很有感情。尤其是在他晚景堪怜时，“北大同学会”并未嫌弃他，反而一再资助和接济他，陈独秀对此心里很是感激不尽，但念及自己乃一介书生，无以为报，因而只能尽其所长，决定将书稿《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京大学保存，流传至今。

    

    在私人资助中，除邓蟾秋叔侄外，就数杨鹏升最多。杨鹏升，四川人，是陈独秀于１９３７年底在武汉时认识的，当时杨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衔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办公署主任。后来，杨鹏升担任康绥靖公署少将衔参议。他因十分仰慕陈独秀的学识和为人，但又顾及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好的陈独秀的自尊心，因此每次寄钱来时，都主动向陈索要题字、拓碑和为其父写墓志铭等之类的事，并随同寄来信纸信封、宣纸等，使陈独秀觉得是杨本人有求于他，而非无功受禄。陈独秀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因而多次写信，除了感激，就是希望他不要总是寄钱让他感到心里愧疚，难以接受。１９４２年４月，他在回复杨鹏升寄来元时，曾写道：“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提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陈独秀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心理在此信中表露无遗。

    

    １９４１年冬天，陈独秀曾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时，心有所感地写了一首诗，诗中自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僧贯休，描述了他那个时候寄人篱下、几近完全靠他人施舍度日的清苦生活状况，至今读来仍让人感慨不已。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好友朱蕴山见到此诗后，提了几只鸭子去探望陈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