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就一点也不用遮掩了。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由此可见，他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理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抛弃了，“十月革命”也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高兴地接受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生反对派”的桂冠。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
“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了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次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做出了两个决议：《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在第一个决议中，在批判了陈独秀致西流（濮德治）三封信中的思想观点之后，还表示“我们最后希望独秀同志对此加以慎重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独秀同志讨论。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独秀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②。而在第二个决议中，则猛烈抨击陈独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运动可能的观点。并宣布“独秀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独秀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③
①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②《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③《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对于托派临委的批判，陈独秀是自然不会接受的，而且他不怕孤立，绝不沉默。他或者直接给临委去信，或者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乡村中的陈独秀，另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过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其实并非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
中国托派一开始就以中共反对派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内部矛盾重重，派系纷争，经常闹无原则的纠纷，且互不买账，都以托洛茨基在中国的正统自居，而喜欢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只不过，原来陈独秀还有一些坚定的支持者，而现在只能是单枪匹马地同其他托派分子去斗争了。陈独秀以往是很不屑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的，但自从与托派分子绞合在一起后，他就自己也深陷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去了。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大公报》上，他首先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提出“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