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集，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由于陈独秀在重庆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口无遮拦，影射攻击中共，使周钦岳等朋友都感到十分为难。加上陈独秀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重庆天气又太闷热，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住了一个月之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准备去距离重庆上游水程９０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邓仲纯，即邓初，是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的二哥。抗日战争爆发后，邓离开青岛山东大学回皖，随后又避难入川，在江津县城开了一个“延年”医院。他告诉陈独秀，江津是小县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经常有人还提到陈独秀。陈听了介绍后，才放下心来。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做寓公”。有一次，陈独秀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道：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①淮南病叟（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２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日一大早，陈独秀和潘兰珍就大包小包地带着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县城。原来说好是住黄荆街８３号邓仲纯家，因邓妻的工作没有做好，结果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这使陈独秀感到十分尴尬，后来他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得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与妻子的接待，才留了下来。方妻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中午楼上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陈独秀笑了笑，安慰她说：“总比住客栈好些罢。”过了几天，又得到东门郭家公馆房东的同情，由方孝远帮助租了两间住房，请陈独秀搬到了郭家公馆，才“聊以安身”。陈独秀深有感慨地叹口气说：“出门之难如此。”②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他也只好将就着。
②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陈独秀住在郭家公馆的楼下，条件较好，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方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就在方桌上挥毫作书赠人。陈独秀曾在此为邓仲纯写了一副篆书对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因为邓仲纯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酷爱中国古诗文。堂屋厅前有一棵槐树，天热时，陈独秀和家人喜欢坐在树下纳凉，老远就能看见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乘客上了江堤，从郭家公馆门前就能望见。
陈松年到重庆后，为了生计，和安徽同乡邓季宜、潘赞化等人筹办“江津九中”。因为原安徽国立二中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而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及学生。不久，陈松年一家也随该校搬到江津城外德威坝，松年也在九中总务处谋得了一份工作。但薪资微薄，加上当时物价飞涨，故全家生活并不宽裕，勉强糊口而已。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从各方迁来江津。
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逝世２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同乡好友邓仲纯。台静农是安徽霍邱人，热爱文学，１９２２年中学毕业后即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１９２３年转入北大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半工半读。１９２７年即出版小说集《地之子》，是鲁迅指导下出名的四骁将之一，深得鲁迅赏识。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就选了他写的《红灯》、《新坟》等四篇小说。１９３０年秋，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当选为常委。
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４年，曾因“共党嫌疑”三次被捕入狱。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福建厦门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国文教授。抗战爆发后，转移到大后方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邓仲纯是他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