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闻听老朋友陈独秀来重庆后，沈尹默特地前来拜访。他见陈独秀一副病容，身心交瘁，当即写了首诗赠陈：“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时乖逐入市，曲尽宜归山。”他劝陈独秀到山中歇息，不要再计较声名。陈独秀也作了一首诗与之唱和，其末句为：“但使意无违，王乔匆久持；俯仰无愧作，何用无吝悔。”沈尹默见到“俯仰无愧作”一句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禁想起了“八年之事”（指民国八年——引者注）。１９１９年３月，当时北京一些报纸上纷纷流传陈独秀有嫖娼之事的谣言，他与汤尔和联合，以北大“进德会”中有“私德不修，祸及社会”的条款攻击陈独秀，极力怂恿蔡元培校长撤了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时过境迁，今天再回想此事，沈尹默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没坐多久，便告辞走了。
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虽拼命组织了托洛茨基中国反对派，无奈托派始终不成气候，因此许多事情他都要靠朋友帮忙。
入川之意决定后，陈独秀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不过在背后，周又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劝陈独秀入川后，“千万不要乱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
①《周钦岳谈陈独秀》。
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人，他耐不住急躁的性子，总是要用笔和嘴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他非常害怕这个社会忘记曾经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人物——陈独秀。近５年的牢狱之灾，让他陈独秀销声匿迹，从社会公众的视野中隐藏起来了。现在，他出来了，他要所有的人不要忘记他的存在。
刚到重庆后的第五天，即７月７日，恰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纪念日，陈独秀挥笔写下了《抗战一年》的文章。他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他还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必定会走向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仅过了一周，即７月１４日，陈独秀又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做《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充分展示了他的讲演天赋，滔滔不绝，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他的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他还不忘吹嘘一下川军，甚至说出了“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最后的长城”的话，不知他是逢场作戏、言不由衷的吹捧，还是确实这么认为。
紧接着，陈独秀又马不停蹄地于７月１６日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他批驳中国社会“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认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强调社会主义在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工业不发达）和政治上（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未“成熟”。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①
①《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集，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陈独秀似乎早已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是紧张忙碌，越能激发出他的能量。自到达重庆之后，他不顾舟旅疲劳和天气炎热，不是外出讲演，就是拼命写作。他也要为生计而着想。
当时，《时事新报》约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可付三四十元，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除７月７日发表《抗战一年》的文章外，他又相继于１６日、２１日、２７日及８月１日和２日在《时事新报》、《华侨日报》和《政论》等报刊杂志发表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说老实话》、《敬告侨胞》、《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和《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等多篇文章。
在《论游击队》一文中，陈独秀影射攻击中共农村包围城市及游击战争理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