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战，中国共产党也相应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来的声望，利用他５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托派无关。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当陈独秀要派人到何基沣部去做政治工作时，王文元说：“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如想顺利发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班工作人员。”而陈独秀则讨厌上海的那帮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２３９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２３９页。

    

    然而，陈独秀在武汉的努力，并未得到了什么结果。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３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当他们把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蒋介石免除师长职务，“着毋庸回任”。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

    

    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至。陈独秀写信招高语罕来武汉，高语罕迟迟不来；派濮德治去郑州请罗章龙，罗表示婉言谢绝：“陈先生的好意我非常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运动。”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托匪汉奸”事件的影响，使那些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陷”，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濮德治、罗汉等人，也先后离他而去。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期望再展宏图的计划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常使英雄泪满襟。

    

    面对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陈独秀自己也不得不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隆隆炮火声中，带着几多的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第八章不觉辛苦乱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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