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但是，王文元、濮德治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
“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么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治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基沣的湖北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士兵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此时的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借他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积极与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以争取民主自由为共同目标的抗日联合战线，与正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此举又遭到王文元、濮德治的反对，他们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两人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出席由第三党、全救会、桂系反蒋派和陈独秀派组成的“四派联席会议”时，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携家属逃难到武汉，与陈独秀住在起，陈又派罗汉出席“四派联席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陈独秀又派濮德治去河南大学请罗章龙，亲自写信给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而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罗章龙曾与何孟雄等人发起“调和运动”，反对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与陈独秀也可算得上是知行之交。
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机政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还把这种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登载在报纸上。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陈独秀的行动，引起了上海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经过讨论，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通过了一个所谓《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接着，又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提纲”还认为陈独秀“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引者注）表示让步……”最后还说，陈独秀“要想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首先必须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就这样，双方的关系因此而“决裂”了。
①犀照，《活的少数派要在依附死的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②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③《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油印小册子）卷１第７页。
其实，１９３８年３月陈独秀发表的那个所谓“脱离托派的声明”，只是他自己企图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