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见陈独秀提到毛泽东，心里不好受。他发现，和以前相比，陈独秀已经很消极了。五四建党时期的那股干劲不见了。于是他说：“你好像没有信心？”陈独秀淡淡地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结果，两人话不投机，无果而终。
但是，张国焘并不死心。在蔡孟坚的凑合下，张国焘还多次拉陈独秀一起吃饭，当时陈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但每每谈到实质政治问题上，陈则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后来包惠僧回忆此事时说：“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一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也对我说：
‘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张国焘叛变后，俯首接受国民党豢养，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民参议员”，军统局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抗战结束后，他即受冷遇。１９４８年６月，他在上海办《创进》报，宣传反共。１１月逃往台湾，１９４９年冬，移居香港，曾与顾孟余等组织活动，成为“民主战斗同盟”的头目之一和“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因倒卖黄金赔本，只好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１９５６年张国焘曾想回国，但又不接受公开承认错误这个先决条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他应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我的回忆》，成书后获得一笔稿费，以维持生计。１９６８年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投奔儿子。后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入多伦多市老人院，并受洗礼入基督教。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日夜，张国焘在病床上因毯子落地，自己无法拾起，冻死在异国他乡。
１９３８年夏季的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也很不愿意见到他。
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刑两年半，进入了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①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恼火”，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并亲自替托派临委起草了《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
１９３５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人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刍议》等（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引者注）。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的通告》，发表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现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