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３卷第２１期。
②《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但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与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两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大大出乎刘仁静的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的冷遇。
①《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３页。
对于刘仁静的来意，陈独秀一会儿就听出来了，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上海托派工作。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彭述之——引者注）他们很生气。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１９３８年３月，陈独秀写了《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后，又把他在信中表明的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声明他“已不再属于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不料，陈独秀听了刘仁静的陈述后，不冷不热地说：“我知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两人头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我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儿，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看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刘仁静怅然无语，没有落座便走了。刘仁静想回到托派中去的努力失败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原托派分子，后投靠军统头目戴笠，时任国民党第１０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５
１９３７年７月，全面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的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庆老家。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到上海后，重新加入了托派临委，当时的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后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等。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主张“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要“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则攻击为“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坐而论道。
①《“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并将从上海方面寄过来的意见，“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①陈独秀坚持自己的抗战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陈独秀的“忠实学生和同志”郑超麟出狱，见到陈独秀后，两人都很伤感。郑超麟问陈独秀去不去上海，陈摇摇头说：
“反对派的活动，不会有结果。”陈还将自己写的“抗战纲领”给郑看，郑表示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