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陈独秀本想在南京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的消息，但因日机轰炸更紧，南京形势紧张，陈独秀只得于９月中旬先去了武汉。当他搬到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不久，罗汉就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罗汉于８月底起程，在南京傅厚岗、叶剑英、傅克农处领了路费及去西安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一道于９月２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是林伯渠，与罗汉是老熟人。大革命时，罗汉受中央派遣，任国民革命军第７军政治部主任，攻打南昌时，与林伯渠军有过很好的配合。罗汉在西安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接待，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他说：“和仲甫一晃有１０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内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罗汉问：“陈先生想回延安，能让他去吗？”林伯渠说：“仲甫能否回延安，关键在他自己，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当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罗汉一时去不了延安。林伯渠要罗汉在七贤庄稍住几天，并立即给延安发了电报，请示中央。其电报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以前是外国人经营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延安回电。当晚，刚从山西太原来西安的王若飞来看罗汉。他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六大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大会后，在莫斯科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１９３１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几乎和陈独秀同时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他“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绝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掺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９月１０日，毛泽东接到林伯渠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信息，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中共中央给林伯渠回了一个电报，提出了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央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２５日宣言是一致的。
见到延安的电报后，罗汉便立即启程回南京。９月１５日，罗汉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厚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博古担心“三条件”会引起陈独秀的反感，特地嘱咐罗汉“不妨口头表达”。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得知回延安的“三条件”事，十分不满地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后来他与包惠僧谈及此事时，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对于延安要求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的问题，陈独秀从自己的书桌上找到了一份手稿，交给罗汉看。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３１页。
②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的信。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④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⑤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６）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