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面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始终没有刊登。事后，陈独秀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交换意见”。

    

    １０月１６日，罗汉偕董必武在武汉拜访陈独秀。董必武劝陈独秀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份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这样一来，陈独秀注定了此生再也难以回归到中共的阵营中来了。

    

    ３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和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飞抵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１２月９日至１４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原定的在“三条件”下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决定，王明“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层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３００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在会上有人当场指出：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决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合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

    

    ①王明，《中央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１页。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反苏联盟案”，王明想趁共产国际的这股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在会上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２年他在国内推行“左”倾路线的观点，与反动派比较，中国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并且为了“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

    

    会后，康生立即紧跟行动，于次年１月，在《解放》周刊第期上，连续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论文，信口雌黄地说：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至今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接着，《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杂志也刊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等。陈独秀是“汉奸”这一新闻，无疑具有爆炸性，随后国内其他报刊纷纷予以转载。

    

    王明、康生等人捏造事实，对陈独秀进行莫须有的诬陷是毫无根据的，也是耸人听闻的。因此当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纷纷为陈独秀鸣不平。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了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９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从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返，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也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给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