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对抗战性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那时对抗战前途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在南京傅斯年家住时，他曾与傅谈论目前形势。傅斯年当时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很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多点自信有拨开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深深地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这么乐观。”
陈独秀还自称并不是“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他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②还说：“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２年，甚至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都可以。”③陈独秀的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的观点是一致的。
陈独秀认为：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④
①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５日。
②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页。
③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取得胜利》，《我的抗战意见》，第１９页。
④陈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个双十节》、《宇宙风》第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①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一八”、“九二八”时期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 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两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之抗日战争。”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中昭明告示全中国人全世界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抗战的积极性和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⑤所有这些，与他在“一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政府的话相比，简直是１８０度的大转变。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１９２９年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首先接受托洛茨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形式的联盟”。
①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日。
②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③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④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⑤陈独秀，《反对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