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对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周佛海等人，陈独秀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独秀始终一言不发。

    

    陈钟凡见昔日老师陈独秀，面对国民党的极力拉拢而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很受感动，赠诗云：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凭鸾风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性率依原韵和诗，答道：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豹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①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

    

    对于蒋介石用高官厚禄的拉拢，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但延安中共方面对他是什么态度，陈独秀却显得特别关心。1937年8月下旬，罗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常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他经上海到南京。告诉陈独秀：他到南京后，先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欣然允诺”，并叫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开了个保释名单”。陈独秀一听罗汉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有了联系，立即来了精神，忙问“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样？”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他还告诉陈独秀，他曾以个人名义，向叶剑英提出

    

    “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信，提议“合作抗日”，未见答复，现请“重新加以考虑”。叶剑英答应电告延安党中央，并请罗汉亲赴延安联系。①陈独秀听了，沉吟半晌后说：“你再和叶剑英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其实，中共当时的意思已相当清楚。早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人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６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就曾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时评，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探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周恩来还对罗汉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④

    

    ①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