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为此，他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写的长达１２０００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的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为了进一步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了两篇文章，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同年５月２１日写的《中国的一日》，指责中共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反动的观点”，谁如果相信这种观点，“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另一篇是该年７月１日在托派内部刊物火花》上发表的《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文章①，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谈国民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

    

    ①《火花》，第卷第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情。早在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后者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他批评中国托派“糊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们战友竟也在做相反的‘美梦’，……也是极糊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

    

    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９０页。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托派出版的几份机关报《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断言其结果必然使革命民众“再遭一次屠杀”。信中承认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共产党的“新政策”，又胡说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接着在信中自吹：“我们这个团体，自１９３０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不懈斗争。……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种背叛的‘新政策’。”在鲜明地表示了他们托派的政治主张后，陈其昌在信中就对鲁迅进行吹捧和拉“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①

    

    鲁迅阅此信后，对托派的自夸感到恶心，对托派给予自己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即口述回信，在报上公开登了出来，信中讽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