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拟着手写下列各书：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学》
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接着，他对翻译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点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作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信、达、雅’三字，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了启蒙作用。现在人们侈谈什么‘直译’，而反对‘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绝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自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补以意译，我主张直译、意译应相辅而成，绝不应偏向一方，而违‘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尽管博学多艺，但也不恃才傲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１００元，除药费２６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３２０００册，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困。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大致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摩根著的《古代社会》、《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第一国际史》及《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思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著）等。
文字学：《殷墟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说文解字》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日本近代文学名著《不如归》、《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